（一五六）“上犹以余间讲经艺”，“讲”字书钞卷一四引作“谋”，误。书钞卷一三、类聚卷五八引云：“光武数召诸将，置酒赏赐，坐席之间，以要其死力。当此之时，贼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上犹以余间讲经艺。”御览卷五九七、永乐大典卷二八五引同，惟脱“赏”字。
（一五七）“署曰‘公孙皇帝’”，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云：“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
（一五八）“到朝廷凡数十见”，范晔后汉书马援传云：“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李贤注云：“东观记曰凡十四见。”通鉴卷四一胡三省注引同。
（一五九）“材直惊人，其勇非人之敌”，此二句书钞卷一四引作“才直惊人，勇非人敌”。
（一六）“校”，书钞卷一四引作“受”。
（一六一）“反复胜也”，据范晔后汉书马援传，隗嚣听信马援之言，遂遣长子恂入质。而此记载隗嚣遣子入侍在马援之言以前，彼此歧异。
（一六二）“代郡太守刘兴将数百骑攻贾览”，此句至“以为国家坐知千里”诸句原无，文选卷四任昉奏弹曹景宗李善注引有，今据增补。聚珍本亦有此段文字，字句微异。书钞卷七引，仅有“坐知千里”四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六月载；“代郡太守刘兴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殁。”又卢芳传云：建武“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
（一六三）“又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裹封书”，此句书钞卷一三六引作“上书以青布制囊素裹封书”。
（一六四）“报”，原误作“执”，聚珍本作“报”，今据改。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作“报”。
（一六五）“尘”，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属’。”是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按作“尘”作“属”，于义均通，而以“尘”字义长。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尘，久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尘”。
（一六六）“上书”，聚珍本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尚书”。
（一六七）“刮玺”，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引经’。”与影宋本御览字异。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刮玺”。
（一六八）“常以日出时”，“日”字下原衍一“日”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
（一六九）“其余以俟中使者出报”，此句聚珍本作“其余禺中使者出报”，字有脱误，当以御览卷九所引为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其余遇中使者出报”，亦有讹脱。
（一七）“所见”，聚珍本脱，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脱。
（一七一）“诏诰天下令薄葬”，“诏”字下原衍“有”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
（一七二）“八年闰月”，此年闰四月。
（一七三）“五郡”，原误作“五部”，聚珍本不误，今据改。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八年“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李贤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后汉纪卷六云：建武闰四月，“窦融与五郡太守将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两与上会第一”。第一属高平县。
（一七四）“入”，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西’。”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
（一七五）“出城餐糗糒”，“餐”字下原衍“粮”字，聚珍本无，今据删。范晔后汉书隗嚣传云：建武“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李贤注云：“郑康成注周礼曰：‘糗，熬大豆与米也。’说文曰：‘糒，干饭也。’”
（一七六）“腹胀死”，此下聚珍本有以下一段文字：“十一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注云：“文选李善注作‘过章陵，祠园庙’。”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一年……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后汉纪卷六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阳，过章陵，祠园庙。”通鉴卷四二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宫。”皆不言修园庙旧宅田里舍。初学记卷二四引东观汉记云：“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显然，聚珍本所辑是据初学记，把十七年事误系于十一年。范书光武帝纪十七年载：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十二月，至自章陵”。事又见通鉴卷四三。初学记所引与范书、通鉴完全相合。又光武帝在建武十一年幸章陵，来去匆匆，未能久停，不可能修园庙旧宅。而十七年幸章陵，停留两月之久，故有时间修园庙旧宅。聚珍本编次失误，可以肯定无疑。又按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引东观汉记云：“建武中，更名舂陵为章陵，光武过章陵，祠园庙。”此所引乃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建武三年文，已见前。聚珍本在此引李善注所引为注，舛乱失次。
（一七七）“入犍为界”，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吴汉伐公孙述，出师实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为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盖通始事言之。”
（一七八）“诏书告汉直拥兵到成都”，此“成都”乃“广都”之误。后汉纪卷六云：“汉入犍为界，诸县多城守。诏令汉直到广都，据其心腹，诸城自下。汉意难之。既进兵广都，诸城皆降。”可为确证。
（一七九）“独言朝廷以为我缚贼手足矣”，此句文义不明，必有脱文。
（一八）“遣轻骑至成都，烧市桥”，此为拔广都后事，上文叙事未完。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
（一八一）“成都十万人，不可轻也”，原无下句。此二句聚珍本作“成都十万余众，不可轻也”，今据补下句。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
（一八二）“且”，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作“但”。
（一八三）“移徙辄自坚”，此叙事未完。据范晔后汉书吴汉传、后汉纪卷六所载，此下有吴汉违诏兵败事，被引书者删去。
（一八四）“下诏让吴汉副将刘禹曰”，此句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引作“上诏让汉曰”。后汉记卷六作“诏让吴汉、刘尚曰”。按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汉“副将武威将军刘尚”。李贤注云：“东观记、续汉书‘尚’字作‘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