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臣伏读本月二十四日上谕，据李鸿章与福禄诺於四月间，议定简明条约，第五款声明三月後将所定各节详细会议，见在已将届期，所有第二款北圻各防营，调回各边疆一节，应即如约照行，着岑毓英、潘鼎新将保胜谅山各处防营，撤回滇粤各关驻紮，并於一月内全数撤竣，以昭大信。钦此。臣维交邻之道，固宜先示以信，而审敌之机，亦宜慎防其诈。四月间法人既递照会求和，议约有期矣，乃忽有攻逼谅山之举，赖我军力战，始得退走，可知彼特阳假乞和之名，阴收夺地之利，我军一撤，彼必夺踞谅山各处，俟议约时再肆邀求，我若不从，而前所踞守之地，已不可复得矣。是法人力所能取者，既以兵攻之，力所不能取者，又以计赚之，此乃秦人之所以愚六国者，奈何堕其狡谋哉。今巽命已申，势难反汗，唯有密饬岑毓英、潘鼎新托以道远信迟，阴缓其期，专俟和局之成否，以定行止。一面速催李鸿章集与议诸臣，传该国早定和约，如和不成，尚可议战。不至为其所欺。况闻其所议新约，意存蒙混，不知李鸿章何以率意议行。如有一条云：中国南界越南北圻，法人为之保护，不许他国侵占，彼既欲与中国连和，理应指一实在地方退出，为中国封贡地步，乃犹觑此一隅，名为保护，实图专踞，则所称不失中国脸面者，乃纸上空文，曷贵有此和局哉？又一条云：不议兵费，准法国在云南境外通商，夫兵费无名，何以出口，不过藉此为求通商计耳。通商何必在云南境外，为将来求分矿利计耳。
况所称云南境外者，为云南全省境外乎？抑在云南府一府境外乎？含混其词，殊未分析。昔燕云之役，宋金以地界不明，卒启边衅，可为前监，而臣更有请者，彼议和约必首以刘义为辞，彼与刘义战不胜，招降刘义又不从，既夺越南，恐刘义之谋匡复，乃乞和中国，思假其力以制之，盖惧刘义与中国互相掎角，而力不能支也。我正宜预筹一安置刘义之法，或割越南北圻之地，或就刘义屯踞之地，即用刘义镇守，为我藩篱，以杜後日边患。彼既托讲和之名，曰保护，曰通商，曰封贡，岂区区者而不令中国为政，又曷贵有此和局哉？以上数端，谅皆会议诸臣所虑及，乃李鸿章只图迁就於目前，不顾贻忧於後日，议和未就，遽请撤兵，设兵撤而和约有不可从，谅山为所谋踞，李鸿章将何以仰对朝廷，万一该国必以先撤兵後讲约为词，请将臣所虑数条，敕下李鸿章暨会议诸臣，先与该国预为剖析，俟其就我范围，再为撤兵不迟。昔唐德宗之和吐蕃，戒将士盟所撤备，卒致梨树之变，为千古笑。自古敌情诡诈，往往如是，不可不防也。臣备位兵垣，职司谏诤，当此大局利害攸关，管见所及，不敢不以入告，是否有当，请即敕议施行，伏乞圣监。
再，臣前阅福禄诺信函，诡谋妄语，臣以为有识处此，必如宋臣范仲淹焚元昊书辞之例矣。乃李鸿章徒信其空言哃喝，而未及揣其乞和本心，臣就管见所及，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法国万里行师，其兵饷由借国债而来，若与我久战，则力不能支，帑无所出，必生内变之忧。其不能不与我和者一也。法人夺踞越南，越人之心未服，又有刘义与之力持，屡为所败，今中国苟合力同仇，法人一战不胜，越人必乘机而起，彼则三面受敌，何以图终，其不能不与我和者二也。彼所挟以恐喝者，扰我各省海疆及天津耳。海疆皆各国通商口岸，法人苟扰其贸易，必触众怒，索偿资本，闻前争红海，已与他国构怨，则势孤力弱制之何难，天津久宿重兵，讲求洋战，不比道光时之不习火器，咸丰时之尚有内忧，彼欲孤军深入，亦有戒心，其不能不与我和者三也。有此三端，乃乘新胜之後，投畏事之臣，怵以大言，骋其诡计，是彼真一纸贤於十万师矣。夫制夷之道，在审夷情以定和战，方不为其所欺，请敕会议诸臣力筹，万勿稍迁就，以致启侮他国，贻患将来，臣愚昧之见，未识当否，为此附片密陈，伏乞圣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