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思事有为目前之利而贻後来无穷之患者，未可安於目前而无以善於後也；事有为将来之利而为目前所难骤行者，未可诿为难行而不图之於始也。机会一失，积重难返。恐至有明知为利而不能兴，明知为弊而不能除者。今日之患，曰边防难测也，支用不足也，官箴难肃也，水旱不时也，臣谓皆不足患，所患者，忽忽相安，而不思一所以自强之术，虽有良法美意，皆以因循玩愒置之，遂令四者之害得以相乘於不觉。自来开创之主，当其建业伊始，尺地非有，一民非臣，奋其精神，尚足削平祸乱，大一区宇况。我朝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普天同戴，前之三藩，後之发逆，可谓穷凶极恶矣，卒皆剿无遗类。今日之势，但能广选人才，力求治法，蔓草虽滋，正非难图，臣闻朝廷无不可振之纪纲，海宇无不可致之太平。即以捐论，历代相沿，若有欲停而不能者，近者各省捐局，特由宸断，毅然停止。千百年相承之弊，而能一朝除之。若经众议，必不能果断至此。使凡利所当兴，害所当弭，皆能如是，何事不理，何乱不平。即所谓朝廷无不可振之纪纲，海宇无不可致之太平也。近见广开言路，凡有裨於国计民生者，立荷采择，温旨褒奖，冀其复言，俾天下臣民，钦仰励精求治之诚，咸思奋其忠爱以自效。此即振人心整纪纲之第一转关也。伏愿国家利所当兴，毅然兴之；弊所当除，毅然除之。无少迁就，无少因循，自是言路常开，俾臣工各尽所言，执两用中，时垂采纳；又诏内臣外大，广搜贤才，荐襄上理，将唐虞三代之治，定可复见於今日矣。臣不揣至愚，谨以平日管见，条陈八事於左。是否有当？伏祈圣监。
国体宜尊也。承平日久，习於晏安，既成锢习，加以繁例日多，顾此瞻彼，动多窒碍，天下之事，遂阴坏於因循苟且之中，而振作无自。臣伏读邸钞，凡有奏议一达宸览，或止或行，立降谕旨。至关民生欣戚者，尤谆谆期於必行，乃求治至急而事鲜实济者。何也？朝廷洞烛情隐，朗然如镜，惟虑过而不留，监於当前，不无遗於事後，缘每日章奏纷呈，随览随批。但能谕令臣工力行而已，不能事过无一不忘也。一有或忘，承其任者，或畏难，或任性，或新旧交替，辗转相延，事遂中废，虽有大利大害，无从兴革，能言而不能行，此实为政第一大患。势已至此，欲期振作，必朝廷之精神与天下臣民之精神，事事贯注，乃能上行下应。否则臣下虽欲竭忠尽诚，不能必上之立见用也，深惟无补，转多缄口。朝廷虽有良法美意，不能必臣下之立奉行也；虽有特旨，亦成具文。臣伏读雍正年间上谕，事事洞悉情隐，天威可畏，迄今如在当前。其时臣下奉命，无敢或玩者，缘言出即行，随时随事，警顽振惰，不少纵逸。伏愿敬法世宗宪皇帝之刚断，每举一事，期於必行，核以时日，课以成效，随时记注，以备遗忘，精神所注，贯彻终始，务令中兴之业，甚於开创之勤，庶因循之习可以力挽。至於事有宸衷独断者，请不必尽由部议，以彰朝廷权衡之重，而国体益尊矣。
治乱宜以古为监也。昔唐太宗多欲好便，然屈己从谏，卒能勉力自修，用成贞观之治。夫人君尊崇至极，宵旰余闲，偶思暇逸，岂敢谓过，然明皇初政，比美贞观，开元天宝，後先两辙，可见为君之难。前人谓日理万几，若朽索之驭六马，战栗之涉薄冰，故敢作此危语。盖自秦、汉以至前明，治乱昭昭，皆足为监，请於前代末世之君，如何因循不断，如何错用人才，如何耳目玩好，恶直喜谀，敕史臣核其所以致乱之由，编为一卷；更於前代治世之君，如何屈己从谏，如何励精图治，如何省财薄敛，广选人才，讲求边事，敕史臣核其所以致治之由，编为一卷。而於晋宋间事，尤必反覆推引发明，恭录进呈，方今皇上富於春秋，绩学正永，令讲官於古来一切大利大害，与今日时事相证，有可以悚发圣听者，时时讲陈，皇上天聪独亶，藉兹启沃，益存敬惕，端今日养正之功，为他日亲政媲美唐虞之券，益以彰两宫、皇太后抚爱期望苦心。而我朝有道之基，培之益厚矣。
一，纲纪宜持其要也。人君法宫高拱，天下之山川险阻，不能亲历也；斯民之人情风土，不能亲睹也。外凭疆臣之奏论，内凭积来之成例而已。然必至奏论见而始悉其情弊，一任国用之繁重，舆地之纷歧，而无以先识其总，亦失为政提纲絜领之要。查顺治十二年，兵部奏凡天下险要冲隘地方，请旨敕下各直省督抚，将所辖境内水陆冲要情势，绘图呈进；乾隆年间，亦有进呈图式，惟时事既殊，沿革久异，请仍敕各省督抚，饬令州县，各绘图呈进，详注风土人情，山川险隘，乡村多少，丁口多少，某处险要，前经贼据，有无屯兵，某处荒田开垦难易，四至相距远近，义仓几处，多少积榖，可备几年水旱，向来有无灾歉，其民情何如，士风何如，贫富何如，水利徭役何如，某村几里，某都几里，其中人烟疏密，有无险隘，逐加细注。又为总说，必详必尽，务令绘图者，躬亲采访，毋得沿袭旧式，草率塞责。即此已足先辨州县贤能，其不实不尽者有处，由四乡以至一县，由一县以至一府一省，汇而成帙，皆有图说。一存本省本府州县，为清查保甲之用。
又可令新任人员，按图先识大势，一呈御览，纵有水旱盗贼事故，皆可宸衷豫断，先定庙谟。自来国家创立规模，必以先收图籍为要者此也。至於饷用所需，劝捐抽厘，仅欲开源，未能节流。是因忧用度不足，而不求用度之可节省者何在，与用度之可充裕者何在也。自来国家大利，不外盐、茶，盖盐、茶为民间不可少之物，又为不必多用之物，课即加增，民无大害。尝见盐商无不奢侈之极，问彼富从何来，无非亏欠正课，供彼挥霍而已。至亏课日多，仅以查抄了事，少则数十万，多则百万，积来亏欠，不可胜核。且利既归盐商，不惟上亏正课，抑且下病穷民。其所谓私贩者，不过肩挑小民，挟钱数千，藉谋生路，一经拏获，名为私枭，法不少宥。是穷民不沾涓滴之利，而转任盐商有亏欠正课之弊也。可否敕令各省出盐茶处，集议尽善，於课有加，於民无损，总不令商人中饱其间，可收裕国便民之利。较之劝捐抽厘，其源为永；更请仿唐元和国计簿例，凡天下地丁钱粮关税一切所入之项，暨宫庭廉俸兵饷河工一切所用之项，汇为总册呈览。几暇时为稽核，何项可俭，何事可裁，以天下之大，用度之繁，随时随事，斟酌省节，即成巨款，亦足少纾用度，不然日以用度不足，仰费朝廷焦虑，而不察饷项之所当俭当裕者何在，似不及持其总要之为善也。
宜广举贤才也。求治之道，不患事之不治，而患治之无人，任用贤才，则艰钜可投，缓急可恃，必能上分国忧，下恤民困，即使势当无可如何，亦能鞠躬尽瘁，明其忠盖。况贤能举贤，才能举才，将见转相荐引，贤才皆可互进，尤能广人臣以人事君之义。发逆之乱，大臣如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各荐贤才，卒平祸乱，此即近证。可否特谕内外臣工，凡可以建言者，令平日留意人才，每岁各举一人，毋论亲故并山林布衣之士，皆许保荐，以备录用。说者必谓保荐不实，援引太滥，转因此恐滋用人之弊，不知用贤之途不广，则得贤亦必不多。但令此岁举数十人中得二三贤才，如宋臣之韩琦、范仲淹、司马光诸人，即可倚作柱石，大才大用，小才小用，皆足有裨政务，患不得才，不患无用才处也。尤在准其保荐，仍即准其弹劾，随时录用，仍可随时去取，非必拘於一成而不变也。盖贤才不聚於朝则散於野，况自来边患，皆边地人导之使然，则荐引人才，於边地尤为急要，深恐不为我用，即为人用，为患滋大；并请相度边地，特立防军，不惟人才可得，且可收养一切勇敢之士，免穷而为非，或致他人诱用。至於京外各官，请随时互相升调，庶中外情势，各自了然，免有偏重睽隔之弊。而京官正途人员才可外用者，亦免升迁不易，有白首郎曹之叹，天下益无弃才矣。
民力宜急舒也。言利之人，但求富国，不求富民。岂知民富则饱煖自娱，谁复为非；否则惟柔懦之民，甘为饥寒忍耳，其强黠者，必致迫而为盗。後世人心，多不羁驯，转乐时有裨政，藉事倡惑穷民为乱；及其既乱，往往费国家数十年积蓄，不足供十数年戡乱之用者；知富国富民，势无偏重也。以厘金论，朝廷不得已之为也，奉行不善，遂致小民如蹈水火，富商大贾，或可勉从，贫民则重受其累。盖负贩小民，挟钱数千，衣食赖是，仰事俯畜赖是，加以应纳之厘金，重以吏役之吓索，至於风雨奔走，尤不能必其赀本不折，理宜矜恤，今则当其担负运载而来，将至关卡，稍形观望，指为偷漏，即令果属偷漏，国家视民如子，亦不过子盗父财耳；罪在可原，但令照货补上厘金，岂为宽纵。今则十倍八倍议罚，甚有倾其货不足以偿罚项者，吞声忍泣，申雪无处，以致间有哄折厘卡之事，而贫民因之失业者不少。天下自农工外，半皆商贾，负贩小民，一经失业，保不为乱？可否请稍改定章，无论水陆厘卡，凡穷民货物，其赀本不及十千者，概行豁免。说者必谓立法过宽，厘金不旺，如不及十千者免，则百千之货，必有分作十千以求混免者，皆不探本源之论。国用稍足，且欲并厘金全行裁撤，何妨於不得已之中，仍寓体恤民力之意。且货本如至百千，急於求售，必不作此小算，至於厘卡之设，尤请不事过密，以裕疏通百货之源。若四方所贡物产，乱後元气未复，多有荷恩停止者，皇仁广大，可否敕令所司，逐一查核。如非进用必不可少之需，亦许暂行缓免，以恤民力。臣见史书於此等事，尤极颂美。盖国贫恃民，民贫奚恃，是必民力舒而民气乃靖，富国富民，正非两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