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桂称：陈维英伯兄柩厝火，无敢近者；英独从火中推柩出云云。余按维英以厚赀募人推出，事或有之；岂有众不敢近，而维英一文弱书生，膂力几何，能独力推出厝柩？此真稗说之不可通者也。维英并未团练，以劝捐助饷得保举；又维英尝主明志书院讲席，不止仰山学海也。
拙稿行谊传纪吴商事，其孝友可称近今之古人也。林雪村方伯啧啧详述，余细访得实。又如林祥瑞全活粤人，具有隐德：皆不可不传。乃为培桂所删，可胜浩叹！然此传终不可删，余姑存於文集中，俟他日修台北郡乘者知所择焉。
拙稿於流寓一门，得吴希潜、曾骧二人。吴，浙之石门人；曾，粤之嘉应诸生。性刚方不阿，着述颇富；皆卒於淡水，各有诗集，已成家数，必传无疑。余藏其稿，录於清风集中，将刊以问世也。乃培桂概从削去，而但录郁永河一人。夫永河遍游台湾，於淡水特偶尔过客，府志已传之矣；何待滥拾其唾耶！且以着述论，亦无以胜於曾、吴二人也。嗟乎！二君生既怀才不遇，身後微名复为纤儿所掩；岂真遭逢不遇，死犹然耶？
戴逆之乱，大甲得以保全者，粤人罗冠英、廖廷凤、廖世元、林传生战功最着。冠英等所居在淡、彰之间，而屡解大甲之围，则功在淡水，必不可泯。余恐久而湮没，鲜知其详，故为冠英、世元立传，犹彰化志之为淡水幕宾寿同春立传也；其生者不能立传，则散见纪兵以存其概。乃培桂一概删削，不留只字，鬼而有知，乌能已已。
淡属富民之慷慨好施、明大义者，当以林占梅为第一。初以倡捐津米、团练保卫地方，得保举；以浙江道员用，加盐运使衔、孔雀翎，御赐匾额以旌之。已而毁家纾难，功在淡、彰。若其能诗、能画、能琴、能射、能音乐，皆卓卓可传。乃培桂概从抹煞；仅谓丁曰健暂住堑城，饷需无几，占梅多方凑集，卒以集资被控等语。夫既需饷无几，何用多方凑集？而当丁道未至，占梅募勇克复大甲，拒战年余；丁道既至，占梅带勇数千会同南下，所费之饷岂无几乎？占梅被控，乃因粤民挟恨相攻杀，为林南山所累；岂尽关集饷之故耶？是不得不辨。
凡节妇，生者称现年若干，指采录时之年也。培桂於旧稿所录已隔多年者，不复详核其寿至何年，而亦云现年若干；不亦慎乎？乃其小序尚称采访所及，核之而信者，毕着於篇；将谁欺？
中港黄氏负翁逃难，驰至竹堑，渡水无恙。其时并无车马也，何以云驰至耶？
贤妇陈氏勤俭谦冲，喜周恤，为三党称；数语亦足以传之矣。至死後盗发其塚，皮囊未化，则俗传风水荫身之说，老人往往有是；余固不敢滥载矣。乃培桂必采以入志，是真稗官说部之语耳。
朝廷旌表节孝，必取绅衿族长保结，何等郑重！是以先君子从周芸皋观察修厦门志，必注采访人姓名。豪修淡水志谨遵其例，所以专责成、核名实也。乃培桂概从删去，独於郑稿则书之；即郑氏之抄袭郡邑志者，亦系曰参郑稿三字。岂惟郑稿可信，而他人所采悉无关轻重耶？何既录其言，而必掠其美耶！
拙稿於节妇子孙之成名者皆附载，以示观感也。培桂概从删去，而於後所采数条，则监生亦附载焉；诚不知其何心也！
守备姚珠宝之女，持斋不嫁，卒年仅三十四耳；而培桂录於贞孝，滥亦甚矣。夫养亲不嫁必家贫，终鲜兄弟，赖女红以奉养者也。查珠宝家本富厚，无待养於其女。时下闺女奉佛不嫁者，皆为斋友所惑，妄思成佛。并作为养亲而然；乖人道之常，惑异端之说。此风愿炽，流弊无穷，固王法所不必禁、圣教所不与也；而可张其焰耶？
节孝林春娘为淡水第一，余纪其事尤详，乃培桂删去大半。其末注云：据郑稿。查郑仪部卒後多年而戴逆作乱；传中所云贼犯大甲，水道绝，氏祷雨立应之事，岂仪部原稿所有耶？大抵此书本郑稿者不及十之一、二，本拙作者不下十之七、八，何以或注、或不注乎？
培桂於所续采吕氏现年仅四十四，恐未合例。
培桂记林祥瑞妾杨氏守节，称与温氏、陈氏一门三节，而不声明温、陈为谁妻、谁女；含糊如是，比类甚多。
培桂例言谓：史家志艺文，皆纪着述书目而已；若载文章，是选文、非志也。淡厅人文初启，着述难立专志。旧稿所载之文亦资者证，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废之。今依章氏学诚文史通义之论，列为文徵云云。豪按培桂此说，即其矫情示异、大言欺世之尤者也。夫向来志书之有艺文，则自通志、郡邑各志皆同，不自淡志始也。第视选手之能否；岂惟淡厅初起，欲资考证而设哉？文徵即艺文之别名，有以异乎？培桂第引章氏通义之说以惑人，袭其名而不求其实，不过仍旧稿所载略以增减而已；果何异耶？且所云不合史家志例，亦非通论。盖古来史官修史，其名目容有异同；是故两汉、晋、唐谓之书，三国谓之志，五代以来谓之史。安得谓班、马是，而陈寿、欧阳则非乎？盐铁论即食货志、礼乐书即律历志，题目各殊，将孰是而孰非乎？即章氏文徵之名，亦章氏所自创耳；曷尝本前人之志例乎？必谓纪书目为艺文志、载文章不得称艺文志，则如鲁之春秋但纪大纲，而後人之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何以备载颠末也？三通内之通志，何以与今之各省通志体例不同也？地志有表，本袭史书中之名；而何以与史记年表殊也？史志列传，其源出於左氏，而列传但纪各人事实，与左传何以互异也？必谓既载书目、不可复载文章，则史记相如之赋，韦氏之诗，董、贾之对策，赵充国之奏疏，何以各载入传中而不可枚举也？总之，国史与地志，源同而流分；通志与郡邑各志，又各有大小之不同。是以史书艺文志，自纪着述书目，欲并收文章，则不胜其繁。地志专纪一方掌故，兼选文章以资者镜，亦义所不废；不必因淡水初辟，稍宽其例也。如必因淡水初辟之故，则湖北非新辟也？章氏湖北通志於政事、人物而外，别为文徵，又何为耶？大抵艺文、文徵之名既皆有所本，则各从所好，惟各识其职已矣。第不可徒袭其名、不求其义，务为岸异之说以饰智而惊愚耳。忆先君子撰厦门志时，观察周芸皋先生以章氏文史通义抄本见遗；又致书云：『章氏深於论文，特好为新奇之说，自辟门迳；故所撰湖北通志以不慊於时，为後人所废』。观此，则章氏之得失长短可见矣。然章氏以文章悉归文徵，未尝搀入他卷，尚能自守其藩篱；而培桂以文章杂厕各卷中，或有题目、或无题目、或以题目大书於前、或分注於後，其堪连类并入者又或置於文徵中。夹杂如是，尚云依章氏之说，则所未解。
按淡水人文初兴，着书尚鲜。然如林氏占梅潜园琴余草十余卷、陈氏维英偷闲集、曾氏骧尔云诗抄，似皆可传；则何妨仿诂经精舍书目提要之例，姑录其概为淡水着述之权舆乎！
志书艺文，体例其有次序，宜先载奏疏，次书檄、文移，次论说、序记，而诗赋终焉；此定理也。乃培桂文徵二卷，以蓝鼎元檄文纪载二篇冠於首，而以尹秦奏疏列其後；是何体也？若以年代为次，则徐宗干在陈淑均之後，何以列於前？范咸、孙元衡在杨廷理之前，何以处於後？不亦自乱其例乎！
培桂文徵小序谓：旧稿大宽，当以淡水为断限。如全台总论之类，虽有关系，当入府志，不当入淡水志云云。此说是也。然拙稿所删者，邓传安番社纪略、番俗近古说，言淡水者祗十之一、二，宜节其要者附番俗之末；何以全录乎？郑兼才山海贼总论、徐宗干变通船政书、马克惇东瀛载笔序，即全台总论也。姚莹台北道里记，自大甲而、三貂岭而东数百言，与淡无与也；言防海急务状，系淡水者仅十之二、三：皆无庸全录也。节录十七口设防状，则宜入海防卷末为称也。至如拙稿例言十余则，欲删则全删可也；录之则宜全录，使阅者方知其用心所在，条理灿然，而无藏头露尾、举一废百之病。乃培桂仅节录数语，果何所见乎？
玉山在内山嘉、彰之交，距淡已数百里矣。培桂於周锺瑄望玉山诗，何暇录之？
夏之芳记巡、周锺瑄番戏、张湄番俗、气候、槟榔诸作，吴廷华社寮杂诗、范咸赤瓦歌、槟榔、乌鱼诗、孙元衡裸人丛笑篇、柯培元生番塾番歌、郑大枢风物吟，以上诸作宜入府志为是。培元二作尤佳，然非为淡水咏也。
林云村方伯闻警戒严、登埤誓众诸诗，英气勃发；余以有关时事，故亟登之。至吟咏园中景物，则美不胜收；严选数首，以见其概。乃培桂概从删去，仅录其内湖庄一首；此则潜园琴余草中率尔之作也。郑仪部禁米出口一诗，词旨雅令，尝录之矣；北郭园杂咏亦属率尔之作。而培桂所赏如此，何足与言诗哉！
培桂於所续增者，但注云据采访、或云据绅士采访，而不标明何人所采，何以为徵实之言。即此采访二字，不亦赘乎？
培桂称：严志较郑稿为详。惟义例有当酌定、事实有当更核者，今一一绪正。其中有精确之论，仍采入於篇云云。余按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自知采访或有未遍，要惟慎重，愈觉可贵；宁阙无滥，岂必以多为贵乎？至於山川、规制、武备、人物，则竭力蒐罗，不遗余力；与郑稿之仅撮郡乘塞责者不同。培桂谓义例当酌定，则不知所未酌者何处；谓事实当更核，则不知所未核者何在也？岂如培桂之前後易置、颠倒错杂，而後谓之核耶？据称一一绪正，则何不将所正者一一指出，使人心悦诚服乎！抑岂艺文必改为文徵，即为绪正乎？谓精确之论仍采於篇；余按培桂虽将拙稿前後移置，实皆不出范围，然不注明据严稿、据林稿也，惟防海及田赋两议则标明林卓人之说。然拙稿反覆抒论，至明且悉；所以不厌详核者，欲以动阅者之听，庶几见诸施行也。而培桂但撮数语，不明不白，果何裨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