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
从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红军主力长征，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和苏区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这段斗争，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是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经验，机械搬运教条，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而遭致了惨痛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这个退出，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1］同志负责），和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
这时，在苏区军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中央苏区是个大块的根据地，堂堂之府，正正之区，和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
这种战争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七年，红军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革命由低潮日益转入高潮。而今，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敌人大军压境，整个苏区被一片乌云笼罩着，一场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
在这样的情势下，苏区的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敌人即将进入苏区，革命又落于低潮，苏区失败已成定局。失败就是失败，应该承认这个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应当冷静地面对现实，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迅速地，坚决地适应形势，抛弃旧有的一套，实行彻底的转变。在政治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敌后斗争；在军事上，要坚决分散，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组织上，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分散，从统治到被统治，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这样转变过来，退却下来，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给形势以若干影响，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实行这个转变是艰苦的，但是必须的。只有彻底实行了这一转变，才能渡过这个风暴，转入胜利；不能实行这个转变，就要失败。
但是，对于面前的严重局势和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
“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阴魂不散”、“余孽犹存”，影响着一些同志的行动，继续葬送着中央苏区。
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承认失败，而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仗，敌人就会撤走，中央苏区就会恢复，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当然，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持并发展了苏区。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五次反“围剿”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的结果，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的。
由于不肯承认失败，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形势的转变，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悲观失望”。当时，还留下了一个主力二十四师，另有八个独立团［2］。按正确的做法，这部分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零，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准备打大仗。他们说：“我们主力一个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搞正规军团……总之，还是迷恋着旧的形式，企图用旧的一套再搞起大苏区，来“旧梦重温”。但他们忘记了，正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才把一个大苏区搞垮了的。当红军主力在的时候尚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不得不撤出，这十几个团又怎能拼得过？而且，部队在苏区失败之后，战斗力、战斗意志已不比从前了。记得主力撤出后不久，广东军阀部队一个营把雩都南部的一个口子占领了，我们要去夺回来。
去了八个团近一万人去打，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下来。
这时，实行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主力撤出之后，在历次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敢贸然进入苏区，他们对红军的转移作了种种的判断，担心这是一个圈套，只好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
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二月，苏区才完全沦于敌手。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这五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形势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如果当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不是追求旧形势的再现，而是立即实行转变，是可以转过来的。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七年的苏区人民，是十分顽强的，还有各县区的党政机关和一万六千人的军队，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这几十个县，每个县都有二三百人，那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就可以保存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革命武装；这几十支游击队的活动，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击根据地，牵制更多的敌人，给局势以更有力的影响。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却转变得迟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苏区都转变迟了。像闽西苏区，那里早已是敌后，有了一些游击斗争的经验，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3］等同志的领导下，及早地转入了游击战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4］、鄂豫皖等苏区，虽然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也大都先后完成了这个转变。
到了十一月底，敌人已经探明了主力红军的动向，开始向苏区的中心推进。我们在错误指导下，几个战斗都没有得手，再坚持下去是不行了，受错误路线影响的同志这时才同意实行这个转变。当时，曾拟制了一个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说明了从正规到游击、从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要求各地改变旧有的大摊子作风，分散成小组，打埋伏；这样避敌锐气，渡过这个大的风暴、保存力量。在政治上要击破敌人初入苏区时所搞的政治阴谋，夺取敌人搞的“自首大队”的领导权，保护群众，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许多地方已经垮了，电台也叫不通，这个精神没有传达下去。最后只有距离较近的瑞金县委接到了这个指示，钟得胜等同志按照这个精神作了应变的准备，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
这时我们便着手收拾中央苏区的摊子。要隐蔽苏区的资财，要动员群众疏散，要安排伤员，分散部队……。中央苏区是一个国家，物资很多，长征部队去的时候尽量带了一些，但留下的还是不少。如书籍、机器、医药器材，还有苏区最宝贵的财产钨砂，都要掩埋起来。
尤其难以处理的是伤员。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伤员，一些轻伤的随队去了，重伤的还有两干多人。看来不改变办法是埋伏不下去了。当时因为我也是伤员，便指定我去动员他们疏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
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牺牲只能牺牲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讲这番话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伤员们都静静的听着。有的喊：“只要告诉我们就行！”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至今，每当忆及这一情景，还仿佛听到这种喊声。只有最坚强的战士，在面临如此严重危险的时候，才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我们和地方党的同志，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当地的群众。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关的。于是又是一个动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你驮一个，我抬一个，半天的功夫，两三千伤员全被抬走了。
这些疏散工作就绪之后，敌人已经深入到了苏区的腹部，我们被迫撤到了山上。这时候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这里喊捉，那里喊杀，老百姓满坑满谷，东边枪响往西跑，西边枪响往东拥，一片国破家亡的景象。到了这时，才更深刻地体验到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特别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便决定突围。部队十几个团，分成五路向外突，但是，因为行动迟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的包围圈，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结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大都失败项英、贺昌同志和我是最后突围的。
往哪里突呢？曾经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但高山大岭，又逢雨季，敌人封锁太严。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那里距离较近，两天两夜可以赶到，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交通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站不住脚。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这里地跨两省，地形很好，过去毛主席就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红色根据地，估计还有游击队，但要过赣江，敌人控制得很严，过不去。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我群众基础也强，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斗争。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
突围的日期是二月十日［5］。动身之前，我们和中央通了一次电报。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苏区的情况和突围的决定。接到了中央的回电，谈到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关于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指示：要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游击战争。这是最后一次与中央通报，此后电报机破坏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便与中央断了联系。
中央的来电，遵义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立，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之害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但是，我们的突围却是很不顺利的。在过会昌河时，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牺牲了。继续突围中，我们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最后只剩我和项英同志等几个人，几经辗转，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
至此，我们总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转入了游击战争。但是，这个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像翟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6］等很多党的优秀的干部，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上万人的部队垮了，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于敌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果，是沉痛的教训。
油山，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大山。粤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山为中心进行的。这里原有党的粤赣特委，由李乐天、杨尚奎、刘建华［7］等同志带领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部队在这里坚持。此外，在上犹、崇义地区，蔡会文、陈丕显［8］同志带领三百余人在活动，钟得胜同志带有二百余人在汀（州）瑞（金）一带活动。至此，整个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就剩下了这几块山头，上万的军队，就剩下了这一千多人。
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了。
这时，敌人已经完全占领了苏区，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但是，就连敌人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懂得红军的主力向西走了，革命之火会随着长征部队的行动而蔓延开来；他们也懂得，留在苏区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火种不灭，终必燎原。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消灭长征的部队；又指令一部分正规部队会同各省的军阀、地主武装，全力消灭战斗在南方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
敌人对付游击队的手段是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
他们知道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是依靠群众，因此，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具体的办法，除了疯狂地屠杀镇压群众之外，对游击队便是封山、封坑。他们把山区和邻近山区的村子里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山外去，实行井村，用密集的碉堡把山封锁起来。然后在群众中实行保甲制［9］，搞连坐法，并利用地主民团加强乡村的统治，经常点名、检查。检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天天查，一天查几次，有时几天不查，突然袭击一下。在经济上，对于主要的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等，实行定量分配，以断绝游击队的物质供应。
这样还怕控制不住，对挨近山区的村子，便派人化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的伤兵，半夜拍门“我是分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给吃吧！”
老百姓答了话，立即抓起来，以此挑拔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
此外，还搞种种欺骗宣传，在我们内部组织叛变等政治手段。
这样，在遮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之后，在军事上便是大规模清剿，频繁的搜山。几路队伍，带上猎犬，围攻山区，到处打枪，到处喊叫，后来甚至连探照灯也搬到山里来了。
搜山搜不到我们，便将山林倒上洋油，纵火烧山，烧得野猪、山牛满山吼叫，长蛇到处乱窜。这样还找不到我们，便化装成老百姓，找个地主婆娘弄个饭篮子带着走前头，满山喊：“游击队同志，反动派去了，给你们送饭来了。”或者装成砍柴的、打猎的、种香菇的、烧炭的来欺骗我们。要不就派人到高山上去了望，看哪里有我们烧饭的烟；或是派人躲在山林草丛里，听有没有我们的动静；派人到小道上，看草，看山石，有没有我们的足迹……一发现痕迹，立即就追。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队几乎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条件。
房子是没有的，开始还能搭茅棚子，很简单，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
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用竹子搭，把竹子破成两半、在棚顶上排起来，像琉璃瓦。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不能住了，就用雨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便睡起来。天晴，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卧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了。大庾岭上的雨季十分讨厌，于是又想出了新办法：弄几块雨布，四只角上钉上绊子，往树上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把雨布一解，地上扫扫，每班都有构子，泼上点水，把痕迹灭掉。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是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
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大树棵里，马蜂多得很。搞个竹蔑背斗护着头脸，把蜂窝一烧，马蜂飞去了，然后将幼虫搞下，把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做汤吃，白的像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明，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有群众送来米粮，也可以煮点饭吃。不过部队流动性大，煮饭的家具就要事先筹备，有机会搞些小锅子来，在野草丛中东丢一只，西丢一只，用时就去找。或者干脆将米和水装到鲜竹筒子里，丢到火里烧。此外，山上也不会完全断人，春天有造纸的来，冬天有烧炭的来，他们是反动派特许进山的，带得有配给的粮食，请他们匀出一点来，可以略作补助。所以，完全挨饿的时候也并不多。三年的时间，我真正吃不上一点东西的时候只有三天，那是与敌人猝然遭遇，被打散了，带的一小包盐，一天吃完了，只能爬到水沟里喝点水，嚼点野草，第三天便遇到了自己的同志。走路也不能不非常诡秘。不能走路，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不能讲话，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脚印。为了消灭形迹，走过之后要把踩倒的草扶起来。落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来，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而且不能失落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
四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正确的方针和统一的意志、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正确的方针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这是一个大失败，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却。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在哪里？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主力红军会派队伍回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无暇顾及我们；即使站住了脚，也要发展新的根据地。这种情势下，我们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胜利和成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队伍回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
“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个大苏区？”这也不可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了。
我们所说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
基于这种政治估计，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就不可能是进攻的，而是退却的。退下来，转变过来，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牵制一部分敌人，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给时局以若干影响，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
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主力红军夹击，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事后看来，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基于这种分析，当时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记得我们曾经对同志们讲过：“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
这是对形势的基本认识，是说明问题的出发点。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说服同志们忍耐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定了：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当然，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政治分析和论点，也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了的，因此，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不充满着斗争。
这时，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主张拚。他们认为：“苏区失败了，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形式上很“左”，实际是右的，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不懂得，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的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其实，这样做正符合了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们最希望你来拚，拚掉一个少一个。
另一种人则是神经衰弱，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而悲观失望，丧失了信心。他们借口怕暴露，而主张消极的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由于斗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义的道路，搞点吃的，搞点钱，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面目，变成了土匪。或者动摇逃跑，叛变革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他们不了解，我们到这里来打埋伏，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发展，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响亮的斗争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上，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给形势以影响，推进革命高潮；任何悲观消极，不但不能保存，而且会导致灭亡。
为了使正确的方针得以贯彻，就要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盲动，反对悲观消极。正确地分析形势，不断地阐明我们的方针，天天讲，大会小会都讲，成了当时政治工作的中心的内容。
经过这一番工作，绝大部分的同志接受了这个方针。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地投入了游击斗争，在这残酷的斗争中，我们茹苦含辛，流血牺牲，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是阶级的硬骨头。但是，也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是随着土地革命的高潮卷进来的，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动摇了，随潮而退。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留帖告别了，有的干脆叛变了。
当时，对于如何巩固部队内部的问题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制的，有的表现不好，讲些怪话，便开斗争会；对动摇逃跑的，采取极端的手段镇压。夜间放哨，怕一个人靠不住，便放两个三个。
显然，这种方式是极端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破坏了团结。有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方式而垮了的。当然，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应当坚决予以镇压。但对队伍内部，主要是强调民主，强调自愿，强调说服。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对于那些思想动摇的人，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劝说他留下来坚持；能坚持当然好，经过这段考验和缎炼，将来在新的革命斗争中是骨干。但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甚至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好便衣，找好路线，让他安全地到达家中，甚至他路上被反动派抓住，还要组织黄色村庄的人去保他出来。这样公开的处理动摇问题，做到仁至义尽。这种政策很好，公开了之后，有的本来动摇得要命，也坦白出来不走了；有的走出去，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认识，巩固了团民主，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重要准则。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充分的发扬民主。游击队严格地保持着红军的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打土豪得来的钱大家分着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定期公布账目，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人人都对集体负责。
还有重要的一条，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时钱很少，但大家一样忍受艰苦，吃草根，打赤脚，上上下下谁也不特殊。这样，保持党的作风，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不让党的政治面目受到损害，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自然，最重要的还是正确地阐明局势，进行正面积极的政治教育。有人说打游击没法做政治工作，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谬论。要做，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只要条件许可，我们就搞起各种学习，讲游击战术，讲军事，讲苏维埃运动的总结，学文化。
那时从外面搞到一些书报和小册子，便拚命地学，这也是为将来局面开展进行的必要的准备。分析形势更是随时地进行，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讲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讲我们坚持斗争的意义和前途，使全体人员的意志在对客观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牢固地统一起来。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处境的艰苦、险恶，在指明前途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目前的困难。只有对目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这些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五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统一的意志，还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鲜明准确的政治口号和灵活的游击战术。
敌人对各游击区的进攻是疯狂的，但敌人内部的矛盾却暴露得更清楚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占了华北，抗日战争势在必发。一九三六年夏，又爆发了“两广事变”［10］，这个事变虽然以两广军阀投靠蒋介石而结束，但蒋桂、蒋粤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此外当地土豪与军阀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领导上就要正确地分析掌握这些矛盾，利用这些矛盾，根据这些矛盾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
当时的主张是：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游击队一定要以党的名义，表示态度，发表宣言，及时提出斗争口号。像“两广事变”，即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华北自治事件［11］就发表《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告士兵书》等。并派队伍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展开宣传活动。
在那样的条件下，发传单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印刷条件，只能用笔抄写十几份，还要派交通员冒很大的危险跑到公路口、桥梁、乡镇去张贴。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敌人引进山来了。这种活动当即遭到了右倾主义者的非难。他们借口避免暴露、反对提任何政治口号。他们说：“有什么影响？自找麻烦！”
我们回答这种讥笑说：“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
事实如此，鲜明而又及时的政治口号，震惊了敌人，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传单，印在了人民的心里，指导和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群众说：“国民党天天说游击队垮了，其实人家还在，共产党还在。”
游击斗争必须和群众斗争和地下党的活动结合，把公开、半公开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游击队与群众秘密联系，组织群众的合法斗争，在城镇建立白区工作，进行国民党士兵的工作，甚至在南雄、大厦城里也建立起秘密工作机关。在实际斗争中，游击队摸索到了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便是搞“黄色村庄”。
在游击斗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赤白尖锐对立的局面——山上和靠近山区的村庄，凡游击队力量所及之处，搞起赤色区域，和反动派控制的白色区域对立。对白区的国民党政权人员和土豪劣绅，不加区别，一律镇压，并且不断扩大赤色区域。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错误的。因为游击斗争是长期的，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搞一次赤色村庄，群众就受一次摧残。结果游击队成了祸害之源，成了“火神”（游击队一来，敌人就烧房子、杀人），这是不能长期巩固与人民的团结的。于是便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结合军事压力，搞革命的两面派，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应付敌人，搞“白皮红心”。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保证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黄色村庄与比较进步的地主、开明士绅及其知识分子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推动抗日工作。
这个策略很重要。但是在搞这种两面派时，除了警惕争取对象可能“反水”之外，在内部还必须同另一种倾向作斗争，那便是单纯做地下工作，下山去到“黄色村庄”搞半公开斗争，而忽视坚持武装的重要性。因为斗争实在是太艰苦了，以我为例，在三年中我只两次进了房子，四次看到了老百姓。
这长期的山林生活，餐风饮露，忍饥耐寒，有的人厌倦了，现在有了“黄色村庄”的条件，便插枪到村镇里去。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就削弱以至取消了武装力量。经验证明，游击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政治旗帜必须坚持。
党的武装，这是敌后游击斗争的主要方面，是我们的本钱。抗日高潮毕竟是要到来的。共产党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取决于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弱、武装的多少；只有有了枪杆子，我们才有发言权。
打游击，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游击战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系统的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继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叫化子打狗靠面墙”，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粤赣边的游击斗争，一开始便是以油山地区为根据地，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前提下，还要有一套灵活的战术。
首先，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
既然是打这样的仗，就有这种仗的打法。游击队人少，枪弹少，打硬仗是蚀本的。因此伏击、袭击便是作战的主要形式。游击队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分散活动，和人民结合，把情报、时间、地点搞清楚、弄准确，出其不意，隐蔽接敌，枪一响，几分钟就解决战斗，解决了就走。或者远途奔袭，一夜急行几十里、百把里，插到敌后去，来一个“摸冬瓜”，一下子把敌人的区公所、乡公所搞掉，土豪抓来。这样的战斗，再加上发传单，写标语，地下党的策应，代价小，收获多，影响大，造成对敌人的威胁。
当然，也不可能每次战斗都能取得主动，在奔袭战斗或者在敌人“围剿”
中跳圈子的时候，也有时和敌人遭遇，或者遭到敌人的袭击。这是最讨厌的情况。因为不成对手，一打就只好分散隐蔽。这时，最要紧的是沉着。好在山深林密，你躲起来，只要敌人看不见你就别动。敌人是很狡猾的，看看搜不到，骂一声：“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故意弄得人马杂乱，其实一个连走了不过一个排，三分之二留下来了。但我们是打埋伏的老祖宗，懂得他这一套，就给他个不出来。两个钟头以后，倒是敌人沉不住气了，当官的一跳出来，又是一阵咒骂：“嗬，土匪真沉着。告诉你这次真走了。”又是吹哨子，集合，喊口令，叮叮当当，看样子真走了，但走过不一会，一个回马枪，又包围上来了。我们还是一样，树不摇，草不动。当官的这次更火了，跳着脚骂：“好，有你的！你有本事出来干！”于是机关枪、迫击炮往山里胡打一气，一边打一边乱叫：“看，那里一个，大石头底下。出来，出来，看见你了。”再不弄个人假充游击队员：“别打了，我讲：
那边还有几个同志……”有时我们的人也会在这乱枪中受伤，但不管伤多重，都忍住不哼。敌人胡搞一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就凭着这套办法，游击队才能做到打得对，打得巧，杀伤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八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粤赣边的人民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还在北伐战争中，这里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槁起过农民暴动，大革命失败，又暴动，搞起苏区，苏区又失败。
在这长期斗争中，人民不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这一带差不多每个庄于都被烧过，反动派的恐怖手段、改良主义……什么阴谋他们都懂得。
他们和反动统治，和地主阶级结下了很深的冤仇；和共产党结成了生死的同盟。他们坚信革命只是暂时的失败，将来一定能够胜利，因此，不管条件如何，总是舍死忘生地支持我们。
群众对敌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时便衣游击队员或地下党员被捕了，群众便千方百计地去营救，组织起来去请求释放，打官司，告状，用钱赎，动员和尚、道上、老太婆去哭……样样都来。群众的积极分子被捕了，他明知一切情况，但受尽各种酷刑，就是不讲。他们从切身的体验知道，讲了，敌人还要追查；要死就死一个，决不害共产党。这是全体群众的共同信念。儿子被捕了，母亲就给反动连长送老母鸡，又哭又叫，哭得敌人不耐烦了，骂一句：“去劝劝你儿子！”儿子被打得半死了，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说：“连长大人要我劝劝你，你要知好歹，千万别乱说，要讲实话，连长大人会开恩的。”
儿子听了这样的嘱咐，心里明白了，更坚定。
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封山封坑，群众与游击队联系不上了，老百姓就到敌人那里去闹：没有饭吃，没有柴烧，要进山去种地、打柴。敌人是不会掏腰包养活老百姓的，只好派出队伍押着进山去，于是，种田的带上干粮，打柴的把竹杠子打通，装满粮食、盐、报纸、咸鱼、腊肉，和敌人活动的情报，到深山里，四处一丢。我们得到消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给。这个办法后来被敌人晓得了，敌人便利用这个机会，到老百姓活动过的地方去伏击我们。但我们也很警觉，一定要看准了才去拿，或者乘机调动部队打他一下。
有时，敌人也用丢东西的办法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但我们早已从群众那里得到了情报，根本不动他的。过几天，敌人看看东西还在，误以为游击队不在这山，倒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这时只是怕便宜了老虎，老虎把东西吃掉，游击队倒跟着倒霉了。
对于靠近山区的村子，敌人知道游击队常常出没，便来个突然袭击，把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的来人。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群众有的是办法，这时候，庄前庄后，庄里庄外，树梢、墙头，场坝边、窗户旁，到处是暗号。比方一位老太太在村头放牛或打猪草，反动派喊一声：“土匪在哪里？”“不知道！”“回去！”“回去就回去”。她随手把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是把草帽挂到竹头上，我们的交通员一见，就不进去了。
总之，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支援游击队的动人故事是数不完说不尽的。
他们这种忠心不贰地支持游击队的行为，直接教育了我们。“人家那样对我们，我们要好好地干，不要辜负人家。”这成了全体游击队员的决心。
有时，我们带些同志到老百姓家看看，谈谈，见到他们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房子被烧了，东西被抢光了，但毫无怨言，这等于给我们上一堂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的课。同样的，我们在山上吃草、吃树根，冒着大风大雪打赤脚、睡树林，牺牲一个又一个，这也使老百姓很受感动。再加我们对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反动派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我们拿打土豪得来的钱给修，反动派打死了老百姓，我们派人送钱去慰问。这样就巩固了我们与群众的生死同盟。就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证了我们得以生存，走向胜利。
七“西安事变”，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在南方各省，和平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才实现的。
蒋介石被释放不久，表面上答应谈判，但实际上却集中了大量部队向各游击区疯狂地进攻。敌人的阴谋十分明显，是要消灭我们这些武装力量，把你搞完了，还谈什么？因此，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始了三年来最紧张的时期，天天打，日日夜夜打。我们看出了敌人的意图，决心熬过这艰苦的日子。终于，这一天来到了，七七事变爆发了。七月十一日，十二日，日子一天比一天平静，国民党军队撤走了，接着大庾、南康、信丰、南雄各县统统派出代表和我们联络，说什么“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呀，什么“爱国志士，无任钦佩”呀，腔调大变。
于是，又一个新的大转变开始了。
游击队一面趁机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大发展的局面，一面派人到大庾、赣州去探听虚实。派下山的人一路被国民党大拍马屁，他们希望游击区能派一个负责同志去谈判。
我们和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对中央的政策不了解。
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不行的，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能联合起来，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要联合，就得充分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谈判的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的方便，以便能迅速和各游击区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央负责，游击队无权谈论。
于是，我们便派出代表，到赣州、到南昌和敌人谈判，最后会合了党中央派来的同志，在中央的指示下，和国民党订了一个协定，又派出入到各个游击区去，传达中央指示，勾通联系。停战全面实现了。
从坚持敌后斗争到国共合作，这又是一个大的转变。它像开始转入游击战争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地完成了这个转变的。
这时，最主要的危险便是政治上的右倾，走向投降主义。由于形势来得突然，游击区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在新形势下便过分相信敌人，敌我不分，以为合作了便是一家人，从而丧失了政治警觉，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人认为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说什么“拥护蒋委员长”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呀，只走上层路线，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宣扬这一错误路线的结果，便使得本来就缺乏思想准备的某些人、某些地区，政治上更加松懈，在敌人的阴谋袭击面前，手足无措。像闽南何鸣［12］领导的游击队，就由于对敌人丧失警惕，而陷于失败。
另一种便是对新形势缺乏认识，拒绝新事物，固执旧的一套。有的发牢骚说：“我们辛辛苦苦搞了这多年，现在却要与阶级敌人合作了，要编成国民革命军了。”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好的，表现了坚定的阶级立场，但这是机械的阶级斗争观念，不能适应新的高潮，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容易陷于孤立。
因此，坚持正确路线，就必须向这两种倾向进行斗争，批评这种右的倾向，说服那些不愿合作的同志。特别是要在这个转变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发展游击武装。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了。我们真的在国民党欢迎的军乐声中走下了高山密林，告别了游击区的群众，走向了抗日的敌后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