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们在主力集中的地方能够胜利，没有主力集中的次要方向也能胜利，交通线能够继续破坏，主力撤退的地方也不会被压服，就是完全放弃地区，像五师那样也能坚持下来，而且还要发展新的地区。此外，如像邵伯、海安、四平街和这次涟水七日七夜的守备，说明我们必要时要守也是能守的。所有这些，都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我们胜利，并不只是可能，而且是现实的。
三、三个月战争，指明了一个规律，也就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蒋所得的还是要失掉，而蒋所失的是永远不能再得了。三个月中，蒋得了我们两淮、曹州、承德、张家口等七十几个城镇，其中有好几个在我是大城市，在全国是中等城市，还有几千村庄，约占我解放区城镇十分之一。但津浦、陇海、胶济、平汉、平绥各铁路，一条也未打通，部队被消灭了近三十个师，伪军、土匪、还乡团等，还不计算在内。蒋介石大言不惭，计划三个月消灭我苏北部队，恢复交通，占领华中，结果却完全破产。而他被消灭和受重创的三十个师中，如一师、五师、新六师、八师、七十四师等，都是一等的精锐主力，其次如九十九、六十五、二十三、一百、新七、第三、十一、九十二等师，也都有优良的装备，然而都被歼灭、击溃、或严重杀伤了。他损失了有生力量，我扩大了有生力量，并且改进了装备；他们所失的正是我们所得的。他损兵得地，我得兵弃地，失地可以恢复，丧师就无法恢复了，而且蒋介石这些部队，均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心血建设起来的，又经过了美国的训练，才有今天。其中如一师、三师、七十四师，十四军，还是北伐时的老基础积蓄下来的，更是主力当中的主力，完全美械美训，可是碰到了新四军、八路军，在一天一晚之间便被消灭或被击溃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而且也使美方痛心疾首，事实上蒋介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惨败过，不要说军阀混战，就连过去跟红军的十年内战来说，也是如此。今天，仗还只打了三个月，还只刚打进解放区的大门，就来了这种厉害的一个见面礼。过去，江西的第一次“围剿”，蒋被消灭的有四个团，第二次四个团，第三次八个团，第四次十二个团［4］，这次一下子就搞掉了五十个团到六十个团，就是跟日本鬼子号称“世界第一陆军”作战，如淞沪、南京、徐州、武汉、中原、衡阳等几次会战，也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损失。衡阳之役只有一个方先觉［5］被俘、而现在是军长以下成百成千的军官做了俘虏。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问问“蒋委员长”：“你可曾整个的消灭过我们一个排没有？”不但没有消灭过，而且大量放下武器的士兵，倒戈相向，在火线上特别积极；他们本有不坏的战斗技术，经我教育改造后，大多数能和我老战士并肩作战，并不落伍。至于蒋方的不断起义，下面再谈，这里不必细说。蒋的力量只会缩小，我的力量愈为增强，今后蒋军还要进得更远，而失败也将更大更惨，这是可以断言的。
总而言之，蒋得了些城市和交通线，但并不都能扩张为面；扩张了，一时也不易巩固；巩固了，也未必就能用其人力物力；就是用了，也会散布新的反抗种子。而我们的失地，可以用主力去夺回，可以用武工队去秘密控制，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活动，而且还可以深入至蒋的统治地区去。我们可以准备其再进临沂、邯郸、哈尔滨，甚至延安；也可以准备其再进兴化、临城、阜宁、涟水、沭阳，然而蒋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要我的失地不至没有周旋的余地，蒋在
其力量不断被我消灭而不断转变为我的力量的条件下，那么最后力量对比，就会起根本的变化，我就可以收复失地了。我解放区共有七百多个县城，我们要是丧失了仍能去控制，失去这块，搞回那块，那么就是一半县城丢了，胜利仍是可操左券的。
四、战争前途可能是这样：三个月自卫战，还只是在我解放区的大门上打的，这是初期。这时双方都还少经验（我们有的也只是十年内战与敌后磨擦战的经验，而尚少这些大规模战争的经验）。今冬明春，敌人可能登堂入室，占领主要城市，打通铁道线，并控制某些乡村，在我腹地残酷纠缠；而双方力量也可能就在这时期起根本变化。那时敌的兵力更分散，战线更延长，而我防线更短，力量更集中，经验更丰富，敌在占领区更难控制，而美国可能从中国退出，敌的有生力量继续被我消灭，于是力量的变化由量至质，这也就是我们开始反攻，收复失地，开辟大块新解放区的时候了。所以今冬明春，我们是否能够继续消灭其有生力量，是很重要的，否则虽不影响我们最后胜利的前途，然而相持局面便要长期化了。
华中自淮阴失守后，是增加了不少困难，这是不用否认的，这好像北边的撤出张家口，也同样增加不少困难。但我们必须认识这些困难的性质，不要被困难的表面现象所吓倒。这些困难，本质上只是我们的斗争方式的改变问题，而不是什么能否生存的问题。敌人到了，主力撤开，我们自不应再开大会，再用从前的标语口号，在我们已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的地方，在大多数群众抵抗失败，情绪低落，要求妥协时，甚至可听从人民大众的意见，与敌人表面敷衍，甚至建立两面政权。我们由公开转入半公开，甚至完全秘密状态，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离开群众放弃原阵地。又加工厂、学校、医院，分散游击时仍是可以办的，不过方式是跟今年春夏时候不同了。我们在敌人占领的地方采取新的斗争方法，准备力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开展游击战争。而在其他地区，大量发展民兵，充实主力，使主力二倍三倍的增强起来，只要我们主力存在，我们终能杀出一条血路。假使我们悲观失望，精神上先解除了武装，这才不可救药。是的，我们解决困难的条件是少了几个了，可是我们可创造新的办法。我们干部伤亡，可以从新的力量中获得补充；地区大时容易扩充新兵，小时也可拉游击队与争取俘虏；此外财力物力也都有解决的办法。同时，蒋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全国反对，财政除借债外没有办法，经济已走上绝境，军心厌战，想多得地盘而又想迅速解决战争，这都是无法解决的困难和矛盾。敌我双方两相比较，胜败的形势是极明显的。
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起义的问题。有人认为过去的起义都是几千几万人，而这三个月来只有一班一排。殊不知过去有些人起义，事实上是先由我们包围而促成的；可是这三个月来的起义，比第一次自卫战争中次数更多，范围更广泛，从陆军、海军、空军、保安队，一直到特务武装，都纷纷起义，而且都是自动的，没有任何外力的逼迫。最近大批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都向这里跑。有一个中间派的报纸有人说：“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不过在反帝反封建反独裁与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张上跟共产党的意见一致就是了。”事实上过去还有所谓中间人士，今天这些中间人士除在阶级基础上组织问题上和我们不同，而仍可名为中间派外，在目前的斗争纲领上，不能再有第二条路，这也就是革命阵营中的斗争力量。在社会基础上蒋是缩小了，我是扩大了，这里已有显着的变化；而更多更大的起义，将来还要接踵而至。所以我们必须换脑筋，把目光放得敏锐一些，不要只在片面的现象上打圈子。现在是抗战结束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阶段，假定共产党已是四岁（北伐、内战、抗战、现在），那么这里大多数同志都是参加抗战好多年的，也已经有二岁了。我们要求已二岁的同志，看问题就得深刻些，不应再是只凭普通的常识来判断。要是我们搞得不好，革命失败的可能性自然存在，但我们还是要干。在今天，并不能说一失了首都，一失了某些地区，就认为不能生存。问题要从多方面来看，要看了这面又看那面。我的失地是增加了困难，但失地并不丧师，所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蒋得地而丧师，困难就无可补救。总之，新的事物有新的规律，我们今天处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断不可简单化。
比如再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说，他反对美国这样帮助蒋介石，认为这要使美增加灾难，遭受失败。华莱士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新四军、八路军，而是美资本家十足的代表人物。为什么这样呢？不是又使人糊涂了么？其实这毫不稀奇。因为他是一个比较高明的资本家，他不是爱护中国，恰恰是更好的为美国打算，想保持美国和苏联斗争的力量，想和中国通商赚钱必须采取和平的办法。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劝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要做希特勒第二，在中国范围内不要做日本第二。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么明天华莱士也和赫尔利、马歇尔一样，先后态度变了，不是又失望了吗？起义问题也是如此，积小胜为大胜的问题也是如此！当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一班一排的起义，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记者，只爱报道大的歼灭战，而不肯报道民兵的战绩、敌后坚持的经验、伤兵工作与后勤工作的范例，也是不对的；须知前线的胜仗重要，但还要加上大家在各方面的努力。
三个月的战争，考验了我们华中的同志，替我们审查了干部，实行了精简，也真正给我们上了第一课。我们各种毛病，不问是阶级立场，思想方法，或者在工作态度方面，都要克服，而且都要很快克服，因为我们的仗，还要继续打下去，许多地方还可能放弃，地区可能更紧缩，单位必须减少，机关必须合并，干部必须降级使用，和平时期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的一切都要收起来，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志，一个行动，这就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约束自己，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在此伟大战争中，牺牲是无上的光荣，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说：“一夫拼命、万夫莫当。”现在真是拼命的时候了。战争首先要靠勇气，就是拼，其次才是战术，所以我们要提倡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敌进我也进，挺进敌人后方去，准备杀他个七进七出，我出来就准备三条路：胜利回去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则开追悼会，不能再有别的了。
中国的和平民主是难产的，现在正是胎动的关头；胎儿是命定要出来的，这时是忍痛的时候。我们不要将困难和失败混淆。今天不是失败，而是困难；我们只要是巩固团结，不怕牺牲，埋头苦干，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华中还可能丧失更多的地方，只要主力打胜仗，各地方坚持，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就能打开战局，恢复失地，走上胜利之路。
注
释［1］蒋与冯、阎战争，指一九三○年五月至十月中国三派军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进行的中原大战。［2］沪苏会战，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二日进行的淞沪战役。［3］远征军，一九四四年的十月，中共中央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决定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于十一月九日离延安南下，辗转到达湘粤边境，故称“远证军”。该部在日本投降后，返回湖北与新四军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第二纵队，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在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下，奉命由宣化店地区突围。［4］江西的第一次“围剿”……第四次十二个团，这几个数字和以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吏研究部编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统计数字有出入。［5］方先觉，任国民党第十军军长。一九四四年秋，日军攻陷衡阳，方被俘投敌，日军将其部编为“先和军”仍以方为军长。同年十二月方回到重庆，国民党当局授予“青天白日”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