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数十年来绅耆负重望，实足为国人矜式者，莫如孟瓶庵公（超然）。公掌教鳌峰八年，家大人及诸伯叔父皆从受业。公家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茶役，而醇谨有士风。祖传戒杀之训，奉行惟谨，兼劝其侪偶，多信从之者。署中宴客，厨下宰杀无数，封翁必远避，不但不忍见，并不忍闻其声。方伯闻而喜之，亦以此化导其家人，为之减杀无数。封翁知公善读书，加意培护之。公每往友人家会文，日未晡，封翁必篝灯候其门，并嘱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扰文思。后公自知之，每会文辄不待晡而毕。乡试揭榜日，封翁随官入内帘，缮至解元名，不觉大笑，众官询，知即其子，乃各起立拱贺，先送之出。公联捷成进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试粤西，督学川中，封翁尚健在。甫报政还朝，即乞养归不出。子若孙皆联翩举于乡。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犹以杀生为戒云。道光年间，有修辑福建通志之举，所有书中体例、局中经费，悉归陈恭甫编修主持。前志有“儒林”“道学”二门，盖沿宋史之例，同人拟仍其旧，编修谓“儒林”可以包“道学”，不必复立“道学”之名，毅然删之。时家大人请假里居，语同人曰：“道学莫盛于宋，亦莫盛于闽，此在他史可无，而在宋史则应有，在他志可无，而在闽志则应有，不可删也。”众皆然之。编修曰：“然则本朝何人可称道学？”家大人曰：“如瓶庵先生者，优入之矣。”众翕然无异词，编修不能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