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为陕南一府，东面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出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做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惟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之撑腰。他恃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
“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
“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他们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的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于是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的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