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河滩两岸有许多百姓争着在水浅的地方过河。不久，对岸来了一辆黄牛车，急急惶惶地也想渡河，起初下水的时候，水深不过三尺，不料走到中心，河水骤然暴涨起来，俄顷车子也被冲翻了，人也随着漩下去。同时往来过河的百姓被淹死的也很不在少数。我看见这样的情形，急忙对全体目兵说：“谁捞上一个人来，赏洋三十元。”这话还没说完，几个兵士已经跳到水里去了。这时水势澎湃，近岸浅处也已涨至六七尺深，上流倾注而来的水越来越猛。人在水里七上八下浮沉着，令人看着好不发急。最勇猛的一个兵名叫展得功，水性很好，不大一会儿工夫，一来一去已经捞上了三个人。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训练不到一年的兵就有这样成绩，我自己也觉得很欣慰。我感到这种精神的可贵，想拟一个嘉奖的传单，赞扬展得功的英勇，借资激劝。当时找文书拟稿，有一位谷参议要一显身手，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拟这个传单。”那时随军谘议邱岘章先生也在一起，他也赞同谷先生推敲。那文从头至尾都写的四六骈体，辞藻浮华，言之无物，最可笑的是提到展得功的名字时，因为怎么也凑不上四个字来，累得他满头是汗，没有办法，竟把展得功三个字拆了开来，添上一个“奇”字，凑成“展得奇功”。我和邱先生当时就问他：“为什么把人家名字给拆开来，还要另外嵌上一个字呢?这一来还成个人名吗?这可来不得!”
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么来不得?若不加上一个字，怎么能成四六句呢?”
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啊!你们这些文章家，真写得出妙文来!”
原来他们这类人之所谓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对仗工整，用词典雅，意思和内容则可以不管。拟传单要做文章，写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贴张禁止小便的告条也要做文章。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此落伍，说句天理良心的话，所谓文章也者，实不能辞其应得之咎。不信，请睁眼睛看吧!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盐，做的是奴隶牛马，住的是猪棚狗窝，穿的是悬鹑百结，圣人的门墙，压根儿哪里进得来?进一万步来说，即使勉强进了学房，念了两天“子曰诗云”，试问对那种离奇古怪奥妙莫测的所谓文章，又能了解什么?如此一来，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远没有求得知识的可能；而一般所谓士子，也就在文章里打着圈儿，永远没有求知的余暇了。就这样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弄成了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永远立在那儿，动也不动，无论星移物换也罢，改元正号也罢，与它都丝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必须打倒这种腐败无用的文章滥调，否则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但这意思我始终是闷在肚里，到后来“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一部分先觉者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这时我的一口郁气才得稍稍宣泄。不过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这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文化工具，还须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过后，在陕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关前进的命令。
由陕州去潼关是有名的一条险道，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这时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避免意外，行前着实费了一番筹思。决定把给养子弹车放在大队中间，由军队前后掩护着行进。同时又添置了一些铁锹、木镐一类的用具，交与工作队携带同行。防备着车辆中途遭受阻碍，不致束手无策，又买了许多粗绳子，专为拉拽车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组织一个护车队，专门照料车辆。
出了陕州，第一天到灵宝，第二天到函谷关。沿途尽是深沟险壑，尤其是函谷关一带，崎岖险峻，步步使人惊心骇目，往往从深沟走入，仿佛到了绝地，两边山峦壁立，中间一条车道，那就是惟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时走到特别险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车一骑行走，万一对方这时也有车辆过来，那就只好都停在这儿，谁也别想走过去，必得借铁镐临时在路侧开一地方让车，始可通过。“丸泥可封函关”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哪里见过这个!李太白的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我觉这地方与蜀道相比，实在差不了多少。我们一团人像巨蛇攒洞一样，一直攒了两天，方才平安出了这条险径。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万一走在中途，山洪暴发下来，那这一团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鱼腹。如今提起这件事来，我还觉得有些儿惊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曾经令队伍在函谷关顶上修了一条三丈宽的汽车路，预计经潼关、长安，过甘肃、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为时事的急变，全盘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在灵宝县函谷关口，有一巨碑，书曰“通欧罗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时我所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