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变平复以后，袁世凯决定重新编练军队，名为备补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王汝贤任前路统领，刘某任后路统领，洪子成任右路统领，雷震春任中路统领，陆将军担任的是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和其他各路一样，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我任前营营长(同时参谋部亦委我为中校副官，我未就。这是刘一清先生为我在陈二庵处保荐的。刘以革命被二十镇解职后，即赴南方。兵变前数日，他代表黎元洪参加迎袁代表团到北京，我们曾经见面)。陆成武任后营营长，董士禄任左营营长，龚广翼任右营营长，中营营长由统领自兼。
计划就绪，即着手招兵，在德州、平原、沧州、景县四区，分头招募。我任景县这一区。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动身，同行的有中营前哨哨长宋哲元同他的哨官等多人(统领兼任中营营长，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将五哨哨官哨长随各营同去，前哨随前营，后哨随后营，按序分配，取其简便省事)。过了丰台，即到杨村。不料英国兵忽然上车干涉，以我们携有枪械为借口，禁阻我们通行，气势汹汹无法理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想：“为什么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你英国凭什么在中国境内这样横行霸道呢?”后来费了许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勉强通过。到了天津，车站上也触眼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兵，中国的军警一个也看不见，宛如置身于英国的领土上一样。我们的车停在站上，那些英国兵三番五次地上来盘查，阔视昂步，不可一世。目睹这种主权旁落的惨痛情形，想到眼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怀疑着：“中国是否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天津一带几时已经沦入异国之手了呢?”此盖北京一带兵变事起，英国即借口保护侨民，在北方一带调集重兵，为所欲为。于是天津各地俨然成为他们的保护区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的监视和干涉。而中国当局，却只着眼于内部的权利之争，对外的方面，简直置之不闻不问。中国政治当局的可鄙可耻，就正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景县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营人就已招齐了。当即开回南苑着手训练，曹福林等就是在这次招来的。新弟兄们以农工小贩居多，都是真正的良家子弟，素质很好。此外还有许多曹州府人，此时津浦铁路初成，天津至济南一段，都是烧砖铺轨，他们原先即为碴砖工人，以姓周的为最多。又此次招兵，我们住景县大寺中，寺中小和尚，都哭着吵着要求还俗投军，老和尚气得把他们关起来。但结果终有三个和尚投了我们的队伍，都很好。由此可见青年人的心志，他们要做有用的人，决不甘做无用的和尚。
南京方面听说袁世凯又招兵了，于是群起反对，质问他为什么违反信约。老袁乖巧得很，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实上，五路备补军统统已经招齐了。
那时民国初建，一切都混乱泄沓，漫无头绪。队伍驻在南苑训练，衣服锅灶一切用物都无着落。大家每天饥一餐，饱一顿，过一天算一天，勉强维持着。直待奉到命令由南苑调开北苑训练的时候，新兵们身上仍然穿着原来的随身便服，褴褛肮脏的不堪，七零八落地走过大街。我在后头跟着，怎么看也像一群叫花子，我自己就像个叫花子头。在北苑住到两个月的光景，才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又经了很久的一个时期，才又领来二百支破枪。国家在大改革的时期，无论什么事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经营，不耐烦，无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这个时期混过来的人，于这种甘苦更为清楚。
新兵编制成营之后，仔细加以考查，觉得素质还很不坏。他们大多是纯正的良民，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只是官长成分非常复杂，训练极感困难。当刚成营的时候，段芝贵凭他炙手可热的势位，极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护兵马弁也一股脑儿介绍给陆将军。陆将军碍于情面，无法驳回，一一照收。于是护兵马弁也充当起官佐来。这些老爷们十有###都不识字，操法更是不知为何物。这样的下级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营中添了这般酒囊饭袋，全盘的事业都无法推动。他们身为下级官，自己既不会喊操，当然无法去训练士兵。没有办法，我只好分派几个有知识的头目每天给下级官教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