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儿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子。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就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哈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黄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衩儿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事呢?有时父亲行完了礼，仍不起来，趴在那儿，把头伏在地上，嘴里叽里咕噜不住地念诵，声音特别微细，辨不出念的是什么话，弄得我莫名究竟。有一次我实在闷不住了，轻轻地走到他背后，侧耳偷听，才听见了下面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