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到一点看，各级官长都到了，里头单单缺少七十九标一营同二营的两位管带。他就问值日官，一营同二营的高、王两位管带为什么不来。值日官连忙向他们俩公馆里通知，催促他们俩从速赶来。
两个管带到了，潘大协统一见面就没头没脑地大加申斥了一顿。可是在这里，有一段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事，那便是潘大协统新接事的时候所发表的那一番军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过严的“谠论”。而且他自己也是每天九点钟才上营盘，不到下午三点钟就走，处处都是虚应故事，敷衍塞责。因此下级军官们也群起效尤，慢慢地成了一种风气。现在他突然严厉起来，发这一场威风，满口协统是我，我是协统的嚷着，摆起官架子来，人家怎么心服?因此一营同二营的两管带，满肚子不高兴，背地里就说了许多怨言。正当他们俩指手画脚议论协统的时候，恰巧潘大协统的执事官贾凯绰号“外国驴”正从那儿走过，都把话听了去。后来潘大协统派这位贾“外国驴”去带工，怎么说他也不肯去。潘大协统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
“高、王两位管带在那里骂你，我没脸去带工。”
“骂什么?”
“骂你‘八代’!”
潘大协统一听这话，不由得心头火起，立刻把他俩找了过去。问他们说：“贾副官说你俩骂我‘八代’。你们骂了没有?”
高、王两管带齐声说：“没有骂，我们哪里敢骂协统?”
“你们一定骂了!要是没有骂，贾执事官怎么会说呢?”潘大协统说时，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像被谁劈面打了几掌一样。
争执了大半天，高、王两管带就说：“骂就骂了吧，我们说没骂，你非说我们骂了不可，那也没有法子。”
没等高、王两管带说完，潘大协统回头就走。我们都在旁边，看见风势不佳，就有几位跟随了去，代他们俩求情。可是在那种情势之下，已经无法挽回。这时张统制住在奉天，潘协统回到营里，就给张统制打了个电报，说高、王两管带违抗命令，玩忽险工。罪状只八个字，字字都藏着刀剑。张统制接电报后，马上回了个“立即撤差，听候查办”的判书。
在潘大协统雷厉风行的手段下，高、王两管带终于撤差了。这事对于他们自己固然是哑子吃黄连，有无法申辩的苦楚，就是大家心里也都很替他们抱屈。因为潘大协统自己先就不能以身作则，并且一上任就灌些迷人的米汤，借以收买人心，等到大家的坏习惯已经养成，却又来一个杀威棒，轻轻地给人家一个罪名，把人家断送。这不是居心摆布人是什么?不论如何优良的军官目兵，如果做长官的不能善为领导，不能处处身体力行，军心也终归要涣散，纪律也终归要废弛的。治军如此，推而至于政治何独不然?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病。
不过我虽然很替高、王两位的撤差叫屈，另一方面却也很为欣幸。因为高、王被撤，七十九标一营同二营管带的职位，后来是由金铭、从云两位继任的。这却种下了滦州起义的根苗。
水灾过去，接着大闹起瘟灾来。那病疫据说是从哈尔滨传过来的，中国名字叫“鼠疫”，外人则称为“伯斯堵”。病势凶恶，传染非常迅速，染到身上，一星期即可致人死命。尸体都呈现黑色，可怕之极。因此个个谈虎色变，一时新民府到处忙着防灾。
军队设办的防疫处，是在营围子西门外的劝忠祠内。医生每天头上戴着白帽，嘴上套上白口罩，身上穿着白衣衫，脚上穿着白鞋，手里拿着外国买来的石炭酸之类，到营房里消毒。防疫处收容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各营的目兵，间或也收容百姓，但为数很少。大门一天到晚紧闭着，吃饭的时候，由外面把饭递进去，送饭的人在门口等着，吃完了再把碗盏家伙递出来，防备隔离得非常严密。百姓少见多怪，就以为里面满藏着神秘不可告人的事，于是乱造起谣言来。有的说病人一抬过去，就没法活命；有的说里头堆满石灰，病人进去，就用石灰活埋。把一个防疫处说得如同杀人场。士兵本来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听见百姓这样传说，也就视防疫处如阎王殿，即使有病也不肯进去。一天，我那一营里的一位后队的杨排长身上发热，军医听说，赶忙跑了来，也没问个长短，也没有诊察，就说：“伯斯堵，要隔离!”马上就令夫役把他抬了走。杨排长一听，急得咕噜从床上爬起来，顺手拿了把手枪，嚷着说：“我没病，谁要抬我去，我就拿手枪打谁!”吓得夫役倒退了好几步。杨排长终没有进防疫处治疗，但也慢慢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