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开到前三日，保定练军已陆续退出，后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张绍绪和我。他同我到藩台衙门去，请示留守处刀枪铁矛以及给养等如何处置。到了那里，张副哨官向中军官述说来意，那人微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这时候护院大人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里能管这些闲事!请您赶紧回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若是在机警一点的人，一听这话，自然应该立刻回来，赶紧自己设法处置了，预备出走。哪晓得这位张副哨官却坚执地不走，非要请示护院大人不可。中军官不耐烦，就一直支吾他。他们说话，我在外头听得很清楚，心里实在闷不住了，就一步进到屋里说：“中军大人，张老爷，我们可不可把东西都捆起来放到井里，上面再用东西掩蔽?咱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中军官一听我的话，连声说：
“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这样我们才退出来，一路上张副哨官却大大地抱怨我，说我多嘴，不知高低，好管闲事。我也不便和他争较。刚走到营门口，正要进去的时候，有个人飞奔地从东边跑来，说外国兵来了。大家一听这话，也就顾不得入营，急忙向西逃窜，留守处的东西不消说全都丢了。这次我算深深领教了那些官长，他们都不过是些酒囊饭袋。事先如果稍肯负责，稍有打算，留守处的东西我想怎么也不会丢掉的。
使我最惊讶最痛心的，是我在西城所看见的情形。这时城里的许多大人先生们，居然已经预先制好了八国的国旗。看见小个儿的鬼子进来，就把太阳旗高高地悬挂起来，表示是大日本的顺民。看见高个儿的鬼子进来，于是又换上德国旗，表示是大德国的顺民。悬挂外国旗的，一百家中起码总有六十家以上，而且每家都置备八面，相机轮流悬挂。然而穿短衣服的劳苦同胞，却不做这种勾当。这也许是他们有硬骨头，不肯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穷，根本没钱买置八块布的缘故。这种奴颜婢膝的劣根性，真正叫人气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剥，随便凌辱，原是不足为怪的。我觉得这都是我国数千年来封建文化和奴隶教育的结果。
联军进了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藩台廷雍、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杀掉了。因为保定府义和团初起时，藩台廷雍在背后主张得最力。那时保定府城守尉清廷的亲贵曾暗中积极怂恿廷雍鼓动拳民，扩大排外运动。廷雍受此激励，益发疯狂地奖励义和团的暴动，北关南关两处教堂之被焚，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教堂正烧的时候，王占魁又乘机将南关教堂传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来枪杀了。因此联军动了公愤，一进城首先就把他们三人抓住，在莫姑娘被杀的地方，一一杀掉，同时还用地雷把城角轰坍了一大块，留下了一个永难磨灭的民族耻辱的纪念。联军统帅瓦德西，这时也驻节保定府城里。
我跑出城来，就到城东中阳村赵万顺先生家里暂避。赵万顺是我幼年时的一个朋友。他家里有他的老太太、女人、小孩同他的一个兄弟。在这里住着，我得到几个极深的印象，至今犹不磨灭。赵家吃饭，每餐只喝两碗小米稀粥，一天两餐，都是如此。粥里只是少许的米粒，简直不能充饥。我家里虽然穷，可是一天只喝两餐稀粥的生活却还没有见过。后来我问赵老太太：
“你们光喝稀粥吗?”
“天气快冷了，”赵老太太说，“每天没有什么事做，用不着吃得太饱，喝两碗稀粥就算很好，比咱们家强的，也是这样。”
经我这次叩问以后，赵老太太怕慢待了客人，每餐特意留几块红薯给我吃。老百姓原来每天只喝两碗稀粥呀!在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镇压义和团时所见的一幕情景：我们的队伍开到容城，住在北关一座文庙里。时在初春，天气极冷，白沟河县官为要博得军队的欢心，特为我们预备了一堆同三间房屋不相上下的木炭，放在庙里给我们作烤火之用。火焰熊熊地燃烧着，我蹲在大殿里，心里不住地在想：“这笔钱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百姓身上抽来的血汗吗?”地方官在百姓身上搜括的时候，锱铢必较，搜括到手，却这样挥霍如粪土，这样的靡费无度!这一幕奢侈浪费的情景，与眼前自己所亲见身受的艰苦情形比较，叫人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