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政剿匪的当中，于所辖部队的训练和补充也下了一番工夫。自离陕西，我的部队又有个月没有领着饷。官兵们都困苦不堪。到河南后，便在两月之内连续发了五个月饷，以济他们的穷困。我们由十六混成旅改编为十一师时，有不加枪不加饷的限制，故不足的额数尚多，也在这时补充齐全。我一面这样整理，一面即规定课目，大加训练，俾旧有军风纪得以不堕。
此时于公事而外，我也抽空办了一件多年牵肠挂肚、迄未办成的私事，那就是迁葬我的父母的骸骨。读者想必还都记得，我的父母弃养时，因为无力好好安葬，只买了几块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义冢上。此事在我虽觉得无足轻重，但老人家在日时，却是讲究这些的，因此我也感觉无以对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长商议着，在保地西北买了五亩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义地乱冢中迁葬过去。此事我什么人也没通知，迁葬的那天，我自己帮着抬棺，我兄长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简单地完毕了迁葬的手续。我父亲的棺材由坟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两银子置办的好棺木，故还没腐烂；母亲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时看了还好，但一见空气，就朽坏得不堪抬动了。事先我已预备好两口套棺，这时便把旧棺套放进去，一如重新装殓一次。我素来反对世俗对于婚葬的繁文缛礼，招摇铺张，所以我这次将父母简单移葬，任何亲友都没惊动。第二天曹锟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诉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数日，办理迁葬之余，也常常出外走动。我的家住在馆驿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过街上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不够官派，都看不顺眼。他们说：“不坐汽车，也应当坐顶大轿，做了督军的人哪儿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我从保定回到河南，便听人告诉我说吴佩孚已向中央提议，强迫调我为陆军检阅使之职。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一点都没惊异。赵倜在河南的时候，每天午后三四点钟方起床。我在那儿，大早上便骑着脚踏车各处办事。吃饭时一菜一汤，客人来了，每位加一个菜，也不预备烟酒。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本来在那样的年头，什么事都是讲究夤缘手段，论不得什么功勋劳绩的；我调河南督军的时候，若是论功绩，陕西督军的遗缺自应由胡笠僧继任。但是曹锟、吴佩孚却授意中央竟把此职让给会送礼会奉承的刘镇华署理了。功绩哪里论得呢?我听到这消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办理职内之事。
不久吴佩孚便来电报给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筹措八十万元的款子，并且以后要每月经常划拨二十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我连思索也没有，马上复电说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他接我这电，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时他打退了张作霖，自以为再无内顾之忧，便专心致力要对付几个不肯随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孙岳和我都变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我们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吴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经很诚恳地对他上了二十条条陈，详抒我对于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意见与办法。但他觉得没有恭维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时他在得志之余，真是骄横恣肆，妄自尊大，什么人也没看在他的眼里。对上把长官看做傀儡，对下把朋友部属都当做奴才，人民士兵则一律视如草芥。那时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孙岳是极可倚重的俊杰，但他都不能容纳。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谄媚巴结，二则挑拨离间，因此张福来、萧耀南之流，倒成了他亲信之人。对国家大事其迂执与悖谬，尤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段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也许人们会以为他是说笑话，后来九·一八事起，他真有这样一封信发到日本，可以证明他那时绝不是说着玩的。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即足以制御飞机而有余，敌人若以飞机作战，我们只要放上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最后我又谈及河南的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唧哝了一会儿，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面下雨，他说在西北方。我那时住在他的巡阅副使署里，到了第二天午后三时，天上仍是蔚蓝的晴空，不见一块云，一丝雨意。我去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请他设法开渠筑坝，而他却来这一套，真是活见鬼!
我拒绝洛吴筹款的要求以后，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开封来见我。我和他谈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来意。最后我忍不住了，直截地问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吴之命，和我传达让开河南的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为做官而来，只要中央有命令，我随时都可走开。
中央调我为陆军检阅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吴示意保系阁员高恩洪向黎元洪总统提议与威逼之下，这年(民国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颁布下来了。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内便把部队全部调完，转赴新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