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法是将旧督署中几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筑的砖木材料悉取用于此。工人则动员官兵们自任之，仅雇了两个泥瓦匠从事指导，除去买钉子、绳索等项而外，并没有买什么材料。我自己为大工头，卫队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我们亲自推着小车搬运砖。两个月内即盖成二百间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是光线、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极是合用。总共只花五千元，是用的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罚款，并不是由省库中支取的。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误会，上海一家报纸竟大登特登，说我在陕大兴土木，动用省库二百多万云云。我初见到时，很是惊愕，后来我知道是人家恶意造谣，也就一笑罢了。
那时驻陕的中央军队，仍是第七师、二十师、镇嵩军、第四混成旅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共四师一旅。这数万弟兄们，因给养短缺，实在太苦了。我接事后，总想办些东西，看看他们，以示慰问之意。此事向刘说过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说二三回，他以为这是额外开销，先不肯答允，后来答允了，又不肯照办，费了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愿。不过每兵各赠一双鞋、一双袜、一条手巾、一块肥皂而已。我拿着这点礼物去看他们，同他们谈谈，两方都感到欢喜。兵们太困苦了，这些日用必需的东西，都是买不起的。而刘不把兵们的事当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我说这简直是打官话，你连小恩小惠都不给，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曹、吴所介绍的八百“顾”、“参”、“谘”，向阎督军要官要钱，稍有不遂愿处，即大发脾气，并致电给曹、吴造谣中伤。曹、吴即信他们之言，来电相责。阎是老实人，把他们无可奈何，终于迫到自杀。我因陕西地方太穷，实在容不下他们这许多人，纵使容得下，我也要选用能者贤者，绝不敢借重这些大人先生。我也不能像阎督军那么厚道，大烟是不肯吸的。我有我的办法!即快刀斩乱麻，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我规定顾问每人送盘费四十元，参议每人三十元，谘议每人二十元，无论如何，要省长筹出此款。令参谋处参谋王镇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那八百位先生领了钱，一路走着，一路大骂，又沿途贩卖烟土，无恶不作。见了曹、吴，又造作谣言，说我在任，用的都是革命党和基督徒，此外一律排斥。后来吴佩孚对我恶感日深，此亦原因之一。我想我为国家，为陕西地方措此善举，无论你们挑拨亦好，咒骂亦好，我都甘心乐意，一点都不在乎。
陕局糜烂已久，短期内是无法整理妥善的。我接任后，所辖地面，仍不过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十余个县治，其余地方，盘踞的都是不听省令各行其是的杂牌队伍。这些杂牌队伍一日不清除，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所以我整理陕局，在可能范围内，先从统一军政着手。
这些部队中，势力最大的要算胡笠僧的部队。他原是于右任先生靖国军的主力，其中有李虎臣、邓宝珊、岳西峰等都是很好的将领，为当时的革命团体，他们的结合，主要的还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那时胡笠僧来信给我，说我只要能带着他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我即把他的军队改编为陕军第一师。此时若想立刻以军纪范围之，自属非易。所以我对他们的部队，抱一不管的态度。但他们要求我帮忙时，我必尽力之所能以助之。我深知我自己的短处，即是不会联络，不会应酬敷衍，不会以种种虚伪手段收买其心。但我也有一点自信之处，即是真的爱国爱民，真的在脚踏实地地苦干，这一点就使他们受到影响。后来他们亦用我的方法来整饬部队，军风纪和战斗力日渐进步，至出潼关的时候他们出了很大的力量。
其次就是盘踞汉中的陈树藩残部，数目相当多，各行其是，简直无法整顿，因发表七师师长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畀以剿抚之责。自阎督死后，吴新田和阎智堂受了刘的拉拢，他们三个人已连成一起。三个人成天在一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席之后，继以打牌玩妓，任心所欲，只是回避着我，因为在我处，每餐都喝小米粥、棒子面饼。那时兵们给养窘绌，我这已嫌吃得太好。我们吃饭时，总要读一段书，而后讲一番话。座间除谈公事而外，只谈些如何爱民，如何施政，如何练兵的道理。他听着我的话，想必如刀子扎心似的难过，一走出去就诅骂我，说是宁愿死，也不和我一块儿吃饭。原来他认为他已经应当享受，为享福才做官，像我这般，就是委屈的不能忍受了。于是，他们和刘日近，和我日远。三个人除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一运数百万两，骡驮子络绎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