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练体力，亦可以磨练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零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地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