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着这封信，敬佩得几乎下泪。那时他在学校读书，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筹学费的。
这笔款子，罗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坚持不受，我心里老吊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总想不起适当的办法来表示我对于这位惨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属的歉意。后来我用那钱建造了一座行营礼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纪念罗大夫不朽的精神。
罗太太后来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办的医院中为护士长，我曾屡次去看她，时年已七十多岁，身体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与罗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见面，说他的兄弟已经毕业，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罗大夫墓上致祭，并且建立一块墓石，将这一段故事记载于上，以垂永久。读者看了这一段书，我想应当没有不叹息感动的。我以为像罗太太和她公子的这种博爱为怀，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罗太太在她丈夫惨死之后的极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击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这种高度理智与高度道德的涵养，绝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们中国，我还不能想象着有这样的妇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会的指摘，以为违反礼教与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着做工服役苦读，而把我汇给他的钱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进，不受人助，这种志气和精神，在中国少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个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之处太深太大。我们必当从敬佩羡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这一段书就不算白写的了。
在这里，我要追述一点关于我和基督教接触的事。有一个时期，人家都称我为“基督将军”。但是读者必定还记得，当我十二岁刚刚入伍当兵的时候，保定府发生大瘟疫，我们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满城放空枪，说是驱打瘟疫，此时我即曾和伙伴们在一起，用来复枪打过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门匾上打成一块块的白痕。后来亦常到福音堂听讲，也不懂讲的什么。一次，听说到“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脱你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听讲的弟兄们，把教堂中的桌子抬着就走。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你不用问，你应当连椅子凳子也给我们抬了来!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时教会中的味儿，总使我觉得不顺眼，不入耳，不时跑去捣乱。光绪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疮，到北京崇文门医院医治。一位陆慎典大夫和两位英国人为我诊治。不久病好，我说谢谢他们。他们说：“不要谢我们，请你谢谢上帝。”这话我觉得极奇怪。及至新民府，当地有许多教堂，并在空地上搭一大棚，专为传道之用。讲道时，常请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点。一次一位童颜鹤发的老先生主讲，讲题是“在新民”，从中国儒家哲学，直讲到耶稣教义，深入浅出，很有功夫。到了民国元年，我在北京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有一次朋友约我到崇文门内一座耶稣堂听讲，主讲是一位新来中国的莫德博士，王正廷先生翻译。讲了一番博爱利他的道理，留给我很好的印象。从此，我有空即去听讲，渐渐发生了兴味。耶稣为了传布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又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和教友们接触久长了，逐渐明白他们的生活情形，有几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那些教友们，第一，无一个抽大烟的；第二，他们的子弟无论贫富，都能读书；第三，他们都有相当的事业，从无游手好闲者；第四，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只简单的几点，使我非常羡慕。那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地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地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原来我到耶稣堂听讲，是偶然的，无意的，渐渐我就一变偶然而为经常，一变无意而为有心。为要进一层了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开始读《圣经》。初时不能入心，耐着性子慢慢研读，随后又入查经班，在刘芳牧师家，常常查经；接着我就在北京美以美会领洗。但是真正能查经，还是到常德后才开始的，这时也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圣经》上许多教训使我觉得深可宝贵，比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冷了，你们不给我衣穿；我在风里雨里，你们不给我住。你们是有罪的人。门徒道，主啊!我何曾如此?耶稣道，你们只要对我的一个小兄弟如此，就是对我如此了。和我们儒家所说的“己饥己溺”的仁爱之道一样。又如“骆驼穿针眼”的比譬，“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教训，以及许多“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的教义，都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受绝大效益。故即规定做礼拜为军中精神训练的方法之一。每至礼拜日，即集合全体官兵，请一位牧师宣讲教义，以后又组织一个车轮讲演团，向士兵布道。有人问我：“你真信奉上帝么?”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学。”我自信我是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有些人以为我不祈祷，不做礼拜，就说我不过是个挂名儿的基督徒，那我倒不欲计较。有人说，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意在使中国人民受其麻醉，他们完全是以宗教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这话的真确性如何，我还不敢一口说定，但外国的传教士，有好的，也确实有坏的。那种坏的不能奉行基督教义，不明白中国情形，有意无意地假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仗着教会势力，在中国做种种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对之起绝大恶感，确是常见的事实。咸同间的教案，庚子年的义和团事变，大部分应该这种教士和教友负责。我在常德期间，虽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但我对于传教士或教友还是一律以法以理绳之，决不宽容庇护。一天，一位英国教友到常德，带着他的行李进城。守城的士兵要检查他的行李，他却拒绝检查。士兵说，这是奉的命令，非检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气，说道：
“我在中国，到哪里也不让检查，难道你这里不是中国地方吗?”
那士兵笑道：“这不是生气的事。在别处不让检查也许可以，这里可不行。我和你没有仇，你和我也没有恨。我要检查是执行命令，不是随便可以通融的。我检查完了，若是开罪了你，那时请你吃饭，给你平气也可以。但现在，检查还是要检查。”
那外国人也只好笑了，听他把行李箱子打开来检查。查毕，他来谒见我，说：“你的兵真厉害，也不和我生气，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执行他的命令。”虽是这样说着，但还是很生气，好像受了侮辱一样。我说：“难道你们国家不讲法律吗?难道你们军队不奉行命令吗?”他也就没有话回答。后来他把这事写在一篇通讯稿里，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事。那时韩复榘为三团三营营长，在常德上游一个名叫河洑的地方驻防。凡由沅江上游下来的船只，都须停止受检查。那位教士带着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经过此地。韩部即上船检查，他不曾接受，问明白是我的兵，以为我是教友，应当对他通融。为挣这个“面子”，他跑很远的路，特意到常德来找我，和我说：
“你的兵不应当检查我，因为你也是教友。”
我笑着问他道：“你船上带的有违禁品吗?”
他红着脸说：“没有。”
“既然没有违禁品，为什么怕受检查呢?”
“因为我们都是教友，用不着施行检查的手续。”
我说：“你说错了，正因为我们是教友，你更应该接受检查。怎么真是教友，还怕受检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为难似的。一个传教士，有这样的思想和观念，我以为很不对。传教士尚且如此倚势作威，他所收揽的教友们就更要受他不好的影响了。这位传教士是专在苗瑶同胞居住的地区传教的，颇会苗语，并试以罗马字拼音，他这次就是从贵州到常德来。关于苗瑶###，外国人早已注意，而从事工作，但我们政府一直还没有人重视，真是危险的现象。关于此问题，我另有著论，此处不赘说了。
除了基督教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这，许多都是强横不法，和地方人民也处得很不好。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讼事，是本地一个人家将其房产押给一个天主教教友，后来这人家败落，要将房产变卖。其时卖价比典价多三倍还多。那教友强要买这屋，自以为有天主堂撑腰，应当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价给钱，并不许卖给别人。屋主无法理喻，告到县里来。薛子良即传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么也传不到案。薛子良气极了，跑来告诉我，说外国神父这样横行不法，我们还办得了事么!我把事情问明白叫薛不要着急，我说我替你传人。我带着两名手枪队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门口，神父就把我让进去坐。我不肯进去，只和他说明来意，他回答说没有这个人。我说：
“你能让我搜一搜吗?”
他说：“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着他，不肯认。你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来，也自然无事；若是个坏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况你们教堂里不应当藏匿坏人!”
他仍是不肯。我说：“好说你不听，我可要嚷了!”于是大嚷起来，说，“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恶棍!”嚷的许多民众都来围看。那神父着了急，说：
“不能这样嚷呀!请你进来罢，有事我们到里面商量。”我说：“我只要交出那个人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国人，宣告全世界人，说你横行不法!而后我还要搜查，用法律解决。”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赖，只得承认一切，说那教友现在不在，要求我答应他明日交出人来。我要他当日交人，否则就须为他自己找保。后来他请出几位基督教的朋友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带来。当即依法审理，终于按照屋主的卖钱买了那座屋子。这事常德人民都觉得痛快，因为天主堂包庇恶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