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发了两个通电。第一个我痛言内战的非计，劝南北两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图解决之策。有言曰：“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忿，成败得失，不难立辨。……玉祥分属军人，惟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惟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
第二电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观念的谬误，主张恢复国会，以伸民意。有几句说：“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忿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电中更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两句，使段先生最为难过。
这两个通电发出，使段先生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为号召的阵容，很起动摇。他的武力统一的计划，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那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刚刚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电，立刻响应，寄电信给我，希望我坚持到底。可见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觉良心不安。因为掌扇胡同会议，他也是主张拒绝参加内战的一个(可是他一面致电鼓励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坚，段先生虽然下令免了我的职，但我在部属的一致拥护下，屹立不动，不但丝毫不变我的主张，而且态度更是倔强起来。
我们的队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带，这时第一团团长为邹心镜，第二团为董世禄，第三团为李鸣钟，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原来的参谋长邱斌，在浦口时与我意见不合，此时已走，由张树声任参谋长。武穴为长江锁钥，上有田家镇之险，下面即是九江，江面很窄，两岸都是山岭，军事上至有价值。曾左时代即为驻兵重地，地方相当的富足，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没有大庙，又没有多少空屋，队伍很多在田中搭帐篷。因为雨水多，地方潮湿，长虫很多，常常三条四条地爬进帐篷。另有一种小龟，出奇的多，满地里爬着，也是一夜四五个爬进帐篷里来。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后为汉口商会会长)，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于我们队伍竭力帮忙，不许商民高抬物价，惟恐我们军队上吃亏。我的副官长是宋良仲，贵州人，曾随王瑚先生做事，为人谦和老成，在地方上办船只，办柴草给养，都很公允，总使百姓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处得很好。
那时我的四周都是北洋军队。在湘北，有皖系的四个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张怀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个旅，都时刻把眼睛盯着我，监视我，但亦被我所牵掣对南军不敢行动。在此环境之下，张之江和张树声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张之江到曹仲三那边做说客，说的不卑不亢，说出种种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张树声到九江去说张怀芝，吴金标、阴卿先生从旁大帮忙，他们对张怀芝说，冯旅长在武穴主和，是为的爱国爱民，段先生对德不出兵，对内一味蛮干，实在失人心，非失败不可。又说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厉害处，说：“若是你有何二心，他倾就其全力向你猛扑，你将受不了。别人都向他表着同情，也不会接应你的。”这样软说硬说，使张怀芝也不敢动作。所以我们虽只一旅人，在武穴这样的大胆主张起来，终未吃什么亏，反把上上下下十七个旅的军力牵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