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飓风袭来，立刻发生海啸，大风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陆地上奔腾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泽国。那时有位曹总兵，统带着二十多营新兵驻在大沽口的双桥。那是一个洼地，在巨风骇浪的猛袭之下，立时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没有多少训练的新兵一个个都慌张乱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别高低，只是你挤我推，一个劲地乱跑，越跑，水越深，结果二十多营人都惨遭灭顶，一个不留。长官没有周详的筹划，士兵没有良好的训练，其危险有如此者!
那时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结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到了一###六年，五营练军方由大沽口开回保定原防。这时我才正式入伍，开始受军事操练。在兵营中，最难得的是好长官好头目，若是能遇着学术两科兼优的热心长官，那就是士兵们最大的幸福。我的最直接的长官是正目刘贺堂和哨长王春。他们两位教导士兵，真可说循循善诱，无微不至。事无大小，他们无不一一详加讲解，尤能处处注意士兵的教育程度，按部就班的教练，非常认真。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内，确实得了他们极大的益处。
不久，我们的队伍又开赴安肃县“拉拨子”。所谓“拉拨子”，就是巡防地方，维持治安的意思。我们的队伍开到安肃县，当地士绅都派人来招待，并且请我们吃酒。一天，一家酒商宴请我们，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剧。我本来不能喝酒，但这天同伴们却故意同我开玩笑，坚执地说我会喝酒，有的人又用话激我，说我喝半斤十两不算一回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专门对付我一个人，我那时年幼无知，又却不过情面，一时把不住主意。我是初次喝酒，一点经验也没有，既不知酒的分量，也不会取巧藏拙，每次都是一口喝干杯。每喝一杯，大家就在一旁喝彩，叫号。越喝，他们越叫，越叫，越不由我不喝。这样一连喝了几杯。掌柜的以为我的酒量真很好，于是拿出顶上等的带浆酒，要我喝个充量。当时我的神经怕是已经麻痹，也辨不出什么滋味，只是糊里糊涂地喝下去，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喝到散席的时候，酒力突然冲上来，眼前一阵黑，四肢软弱无力，已经再也不能支持。大家七手八脚地扶持着，才把我踉跄地送回营里去。幸亏离营不过百步，路上倒没有出什么意外。次日，浑身发出透明的水疱，小的如黄豆，大的竟和蚕豆差不多，难受了好多天，精神也萎靡到了极度。从此之后，我深知酒的可怕，决心不再喝酒，而且事实上也是看见酒就厌恶，遇有宴会，连杯也不去动。一般人都说我矫情，其实哪里知道我有这个底蕴呢?
在安肃县，我新认识了几位朋友，年岁都与我不相上下。他们有的在当地团练上服务，有的在铁路上当警察，也有的正在修筑车站上的站台。我们“拉拨子”的工作，本来很清闲，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而外，简直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事可做。那时军中纪律也很松弛，没到自己值班的时候，尽可随便在外头溜达。我是个初涉足社会的少年人，好奇与好动的心理整个把我支配着，一有空暇，我就爱找那几个朋友去聊天斗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谈笑得起劲，朋友中的一个忽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