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谈郑州大学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此之前先谈谈考古，目前中国地域内考古发现的最早人类是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处于语言形成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会使用石器和火，这似乎不能说明祖先之类的东西，因为170万年前实在太长了，其间其后几经变换，各处也几经地震的洗礼，动物们也一定几经搬迁，元谋人可能达到了亚洲北方，也可能就此到达中亚，欧洲等等地方（距今79到23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有清晰的语言了），即使是近期的1万8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以渔猎为生，会制作骨针），也不能肯定他们是否有过向北走的心情，然后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太远的考古只是在多个地方发现一些零碎的人类骨骼化石，我们非常有必要相信这是一段长的足以把所谓文明进展阶段的人类历史时间忽略掉的时间段，也很有必要相信他们的幸福，因为如今人类所能观察到的事物并不比他们多，而且如今人类的不自知已经远远超越古朴的动物界了，但总归由于非文化时期的人类多用潜意识体会大自然，与自然是一体的，便很少有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的意识或者心情，但终究随着技术的逐渐积累，人类文明进程加速，以至于逐渐有了记载，其中有据可考的人类最早最发达的文明是在中国，上自伏羲下至我写字的这段时间，已经经历了七千年的时间，这个七千年只是估测，神话记录里的伏羲要比这个时间久远得多，如果说到记录，中国神话里对着之前还有记录，据称中国人类源于古昆仑，据人称老子过函谷关就可能是去寻找古昆仑了，相传周朝穆天子曾经向西追寻中国古文明，到达了建筑华丽气势磅礴的古昆仑，并且和里面的王母娘娘有一腿，相比由于当时较少文明时代的战争洗礼和政治的洗脑，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比较真实，各种史料保存的比较完备，因此古昆仑的历史离周朝人不远，而伏羲对他们来说又太近。从古昆仑到中原仍旧是一次搬迁的历程，由于人和地理相关，这一次搬迁不免要损失掉许多记录，但相接的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的，所以有必要追究这一点，这是综观的必要，而到达伏羲的时候文明已经很发达了，伏羲根据阴阳变化画出了八卦，八卦一直流传到现在，也便是最稳固的文明流传表述了。又传伏羲教人织网打猎，传说都有将多个事件结合到一个人身上的趋势，似乎是为了便于记忆（不便于记忆的表述或许早已经被时间湮没了，这个可以反证），比如仓颉造字，实际上文字是许多年代的产物，那伏羲教人织网打猎也可能是当时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渔猎水平了，但为了给这些事物的产生找到一个起始，就归结到伏羲身上，但当时很多技术却可能早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实践而形成了（毕竟在山顶洞人的时候渔猎就已经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项生产要素了），对于阴阳的认识是比较纯正的意识文化，这种文化必定要有发达的技术积累后才可以形成，所以很难想象的发达的渔猎方式要和八卦一起出现。人法地，我们可以暂时说新的迁移给中华新形式的文化开了个头，这个文化便是“道”，八卦是道学的内容，这是对八卦稍有了解而且不想要拿它来欺骗人的人都能简单承认的，伏羲人首蛇身便是一个“道”字，中国文字又有“道路”“道理”“道德”等说法，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潜意识内容，所以当时已经把“道”作为文化活动的代称了。亚当和夏娃是一个胡编滥制的人工产物，可是这种东西如今却在历史深刻的中华大地盛行，这实在让人痛心，当然，人们谈到亚当和夏娃后有些开玩笑的意味，这于生活很是方便，但是谈到伏羲和女娲就有些太过严肃的味道了，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传说，里面似乎蕴含着太多需要人去追寻的东西，伏羲和女娲同母，这一个“母”字，从潜意识上就代表了已有的更早的历史，伏羲和女娲之后是中华的文化，这是很确实的记录，但之前的事情让人们怎么去追问呢？后人似乎为了方便，将伏羲和女娲定为天地之初或者洪水之后的唯有的两个人，两个人商量再造人，由于本为兄妹，心中感觉非常羞愧，这种伦理观念恐怕也只有在文化有一定的形态后才可能出现，关于这件事，就先不说了。
长江流域的河姆渡人距今约7000年，其位于浙江余姚县的遗址内有大量陶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各类生活及装饰用品，有自己的建筑方法，自主栽培水稻，五六千年前的半坡遗址在西安市，当时有着较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包括制陶和畜牧，山东的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已经有白陶和黑陶，其制作十分精美，这些都是考古发现。
这个时期之前似乎是母系氏族社会，自从农耕盛行以后，复习便逐渐取代了母系，母系承受不起较快的发展，直到黄帝时期，这是父系的全盛时期，因为当时已经开始没来由地打仗了，母系是不爱打仗的，只重视具体提高种族内的生活质量方面的工作，自从人们走向渔猎社会，男性的生产能力就已经占据了半边天了，这时候应该是很长时间的分不清楚是母还是父的时期，我以为半坡时期应该已经向父系转变了，或者就是父系时代，但编造历史课本的人和专家们在书本和网页上记录下“半坡是母系氏族社会”这样的字，我便不好再费劲去想些什么了，没办法，现在流行一套新的历史观念，认为夏朝之前是什么“原始社会”，西方那一套理论怎么适合中国？他们在希腊之前几乎全都是野人，说他们原始也不错，但是中国在夏朝之前是非常纯正的社会，这是和西方不同的。
我很好奇于让女性做主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在现在看来，女性总是那么叽叽喳喳，如果再让她们做了主，那男性就没有什么积极活动的地位了，所以当时的男性必定都有些恋母情结，一生都要守在幼时的懵懂里，打完猎回家后就一排排躺在草席上发愣，不要言语，也不要挡了女性忙活家务的脚步，偶尔一个耐不住烦闷的男人想掺和一下，就像越了权的人，遭到无数白眼甚至唾骂。
卢梭说当时的人是分成男女两群生活得，弗洛伊德说当时的男性对女性破chu流的血是感到惧怕的，这两样我全都相信，首先物以类聚，女性生性热闹又做了主，那就只能两极分化，男性只和男性呆在一起，寂寞地听房子内或者山洞里女人们相互之间的唠叨（当然，她们可能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能用来唠叨的东西），但我认为卢梭把这两种分化扩大了，他说男女甚至不会生活在一起，好比大象的群体，只有在交配的季节才结合在一起，而且交合时男女双方几乎不看对方的脸，不管对方到底是美还是丑，完全看时机和本能，我认为这有点胡思乱想，因为我个人也看不出大象有什么美丑，此外要知道，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动物能威胁到大象，而且大想要吃东西只能自己去找，他们不会储藏，而且找的时候能够找得到，加之男象长着长牙，性格是那么暴躁那么不讨女象喜欢，所以女象们在自己没有性需要的时候排斥他们是理所当然而且有资本的，在有了性需要的时候就伸展额头用次声波召唤他们，这些蠢男象就一个个屁颠屁颠地跑过来，风雨一番后又被赶走。女象会让小男象跟着她们，等小男象露出暴躁性格的时候，她们就把小男象踢走，让他们自个玩去，可以说女性动物的个性确实有点怪，男性动物又都有点贱，偶尔一个男象想跟着女象群混几天，就被女象集体赶走，落个自讨没趣，除了这些以外，大象个头比较大，他们本来就可以相距比较遥远可仍旧看做是在一起，而且他们一家独大，连树木都挡不住他们的眼光，加上不怕危险，他们分开一定距离也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他们能够利用次声波来相互传递信息，就像现在的人用了电话和QQ，相互之间其实没有感到距离有多遥远，要是在古代，山西的晋商到达扬州或者蒙古，就要和家人做好一生再不相见的风险。狮子的作为就有点像人了，而且这种肢体柔韧并且食肉的动物似乎天生阴阳较为集中，中医又讲食肉者多情食素者开慧，女狮又非常需要男狮，于是集体生活，有时候一个集体有年轻和年老两个男狮子。女性的发qing期有些固定，当一个年轻女狮发qing的时候，年轻男狮一定首先过来照应，他们一定有着美丑，气质，或者年轻与否性格是否相符等般配观念的，毕竟是需要阴阳协调的事情，女狮嫌这个年轻男狮经验不足，想找老男狮，老男狮就像过来沾点便宜，别的女狮子就发起火来，把老男狮暴揍一顿，于是发qing女狮就定下心配合年轻男狮，据说他们要在三个月内性交1500多次，这确实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狮子群体的奇怪在于只要男狮在性上永远那么照顾女狮子，那男狮子在生活上做什么坏事她们都可以容忍，阴阳分离的情境总是这么让人难以理解，男狮子甚至可以杀死小狮子，但女狮子们又有一个道德或者说般配观念的底线。
在人类群体里，人们个头小，没有超能力，只能呆在一起才有安稳的依靠，女性体质弱，又需要保护，男性打猎的成果又不稳定，女性是比较固定的食品来源，所以就集体生活在一起，只分成两个大的通铺去睡觉，又因为男性需要较好的精力以完成打猎工作，所以不到女性需要的时候，男性一般在性上表现得比较沉闷，到了女性的发qing期，她们的赞同就可以让男性暂缓打猎时间，以完成天伦。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强势，他们比较注重生活和种族内个体的需要，缺少嫉妒感，在性上也比较看得开，但也一定是有着般配观念的，食肉的动物都讲究情趣，阴阳比较集中，所以要求比较高，每到了交配时节，自然要找自己心仪的对象，其中女性是有着决定作用的，男性喜欢最性感最漂亮的女性，女性如果只给他白眼，事情是办不成的，这种传统保留到现在是要男性贵在自知，所以男性只能估计自己的实力去行动，是在太喜欢某个女性，只能在日常生活里偷摸人家一把，然后被女性集体鄙视甚至招来男性一顿暴揍，有时暴力又是一种美，所以男性也会表现一下肌体以弥补脸部的不足，这肌体却又是要求他们保留精力的，所以总之卢梭说的当时人类都是有着固定的发qing期而且比较少地性交，只在需要的时候性交是有推理依据的。在这种搜索中，只要女性回应一下男性给他暗送一下秋波，幸福之花就绽放了。
正因为女性总是这么有决定力，所以男性都是很顺应女性的，所以弗洛伊德的说法不错，他们害怕女性破chu流的血，女性是神秘而且有决定权的，这种对女性的伤害让他们缺乏安全感而无所适从，所以破chu的工作，就交给实在没有实力去讲究的男性或者让女性自行解决（这或许对那些没有气质的男性是个机会，只要他把自己的道德看得一文不值），除非那对男女相互太仰慕了，男性也就不必去担心自己的破chu行为可能造成的身败名裂的后果了，而女性也不必担心这样的男性对自己的内部结构大肆破坏。一见钟情和两小无猜对人类的吸引力也在于这种相互理解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也见于后世的近亲结婚，只是近亲结婚会少给人带来一些外在的社会性质的提升，社会性质的提升却是现代社会爱情里面必不可少的快乐，就是有一些不同，在社会生活里双方进行意识上的相互弥补，而一见钟情表示了自然地相互理解力，却有些封闭的意思。那些破chu的方法，也在蛮族里司空见惯，但其中有些地域的暴力破chu法，精要变成一种规矩，比如通过他人的*，似乎是在恐吓，是为了杜绝一见钟情的美感和神秘感（其中热带多雨的地区有些是通过他人的*，这似乎和与自然界斗争以获取生存能力有关，而三毛写过一场西属撒哈拉地区的婚礼，婚礼之后是丈夫来进行强暴式的破chu的，这可能又要联系上具体的生活情境，那里动植物稀少，女性作为一种财产，是不适合让他人来侵犯的，但是暴力的方法又不可少），让种族变得有规矩，人们不喜欢他人的一见钟情，尤其自己没有一见钟情的时候，当时这些一见钟情的人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发qing，于是偷偷伏在门口，或者离远一点道树林里去打yezhan，这对保留男性精力和让女性不那么懒散是有破坏作用的，会招致人的厌恶。
不如再给大家拓展一下知识，如今男权社会下女性作为一种接近于财产的事物自然会依从地有了很多忌讳，少女们总是对结婚，新娘和婚礼之类的东西有着深深的迷恋，这可以解释为处女禁忌，处女或者**像是她们人生的一道屏障，把大千世界和她们心中的yu望隔了开来，对新娘和婚礼的痴迷可以缓解她们心中的焦虑，所以越是对婚礼好奇，就越是体现出一种观念，在缓解中让她们有其他的事情可想，不影响正常的生活，这还可能体现了她们对破chu的忧虑，想要从结婚中寻找一些庇护感，这是从心理层面讲的，心理层面还有互补和寻找心理支柱作为重要因素，事情总是有一堆因素，我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只把这些一股脑归结到情欲上面，外因上也有经济依靠的问题。
很多哲学家认为本能是一种高级，尤其是那种天生本能而非社会性的条件反射，本能也是创造力的来源，又是人的幸福感的来源，所以母系氏族社会里人们生活的可能蛮惬意的，那时候的社会也比较有道德，毕竟女性在道德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也能更好地维护种族延续，当有东西吃的时候，她们会很好地分配食物，食物不足的时候她们也不会让一部分人饿着，她们没有先富起来后富起来的观念，没得吃了大不了大家一起抹眼泪，她们也不会让人蒙受不白之冤，同时也不斤斤计较，让人们为不必要的事情争执（这一点从现在也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虽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母系社会向财富积累的方向的发展很慢，但那时候人们的思想是纯正的，不像阳痿的时代里让种族遭受如此大的磨难，让人民陷于如此大的争执中，可以说哪个敢自称民主的社会也仍旧是无知而且荒唐的，当然，我们可以尽量追求人本。
自从父系社会开始，人们有了私有财产，开始一夫一妻制，开始构造自己的家园，社会大生产以后又开始有了奴隶和一夫多妻制，后来又由于争来抢去实行了表面的一夫一妻制，女性在里面是没有什么做主的成分的，只能学习男性社会里的强势，在有些方面甚至要学习的比男性还要强势才能不遭人唾骂，有此女性总要变现的乱七八糟，而且似乎总爱受伤的样子，嫉妒也成了她们的突出品质（其实嫉妒是男性品质，只是男性能够用争抢来缓解嫉妒，女性却在强制意识和体质上很差，只能把男性的嫉妒发挥出来完成争抢），只有社会比较合理的时候，她们才能寻找自己真正的幸福，但女性仍旧在本能力保持着同情心，这些被压制的天生本能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表现出来，每次上街购物，她们中不太缺少钱的女性的那种狂喜，似乎天下的物品都是由她们调控和分配的，而口袋里的钱似乎不是她们自己的，这在父系氏族看来是十分矛盾的做法。
罗素说中世纪的人们也曾以为民主是一种太过奢侈的不可能在普通民众中间实行的东西，但如今最起码从社会管理结构设置上大体实现了民选，人们过于拘泥于眼前的事物，如果用相似的方法去猜测未来，谁又能肯定，在未来财富的尽量平均这种在理论上更合适的社会规范不会实现呢？如果这个有道德的社会在人类灭绝之前还可以延续上万年，那自从夏朝到未来不久或者说从西方民主的希腊到未来的有了意识的强制民主（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没有合适的理论，这种合理总要首先和人类的争抢本能妥协，马斯洛希望建立一个人本社会，但这种人本需要更大量的文化挖掘，中国有这种文化，但是如今却是被人忽略的），只是人类的一小段荒唐的历史罢了。财富的尽量平均和人格上自由发展的，看来是“自由”词汇包含的两个基础，这是人本，人们总是在为技术上的事情斤斤计较。
叔本华也说过女性掌握着智慧，那些精神内守的人在这个争争抢枪的社会上总是有着很多苦衷，真正的智者从来都是把社会的改造和知识的创新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总是再落魄中创造了价值，然后在穷苦和忧郁中死去，百年以后，那些依靠抢夺而积累了财富，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有着美好名声有着美满的一生的人总是被时间永远湮没了，看起来一时一整个时代还没有其中一两个伟人或者忧郁的智者给人的印象深刻，这些人却又是永远被世人误解的，我没有办法否定业已存在的事物的合理性，但其中向美好转化的希望也是合理的，而且今后的社会发展似乎专门要依靠这些少数人的希望，而在社会烦躁中趁机造出一个形式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不得不说现代的社会有一种无知的自得以及浮躁，认为身处的社会已经很高尚了，认为人才可以通过选拔和产业化而制造出来，却不知道给人自由和让每个人自由发展人格才是更大地促进只是发展的方法，人大多都只是天生的，那些在知识理论方面创新的人大多都只是天生生理结构特殊气质独特，在平日里不去思考心里就憋得慌的人，人们只需要在后天去挖掘自己有潜质的方面，或者能够促进社会进步或者能够促进自己进步的方面，这样的人本理念才能促进社会向合理发展，也正因为这种遮天蔽日的自得，所以那些时代的冲击者，那些狂野不拘于世风的人，才会在历史上闪烁出如此耀眼的光芒，散发出无限的个人魅力。
之所以发这些牢骚，是因为香港一个学校因为我没有考过CET六级而不愿意审核我的入学申请材料所致，我不知道一个说国语的学校为什么对英语那么重视，其实我自初中开始就一直有着很好的英语成绩，不过上大学以后一直没有学习过英语，因为不明白一个有着自己语言（这语言又是那么深刻）的国家为什么对一门外语那么重视，如果是日韩一类的小国，学英语就学吧，但一个泱泱大国整个要学习外语，这就是一个伤筋动骨的大事件了，其实对香港倒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一个小殖民地，被人同化了也实属无奈，但一个大国如果如此缺乏自主，经济上也不独立，那就是在是于理论和实际都不应该的事情了，东西方是两个文化概念，日韩已经脱离开东方了，这是大国责任的缺失，而整个大家都要把胳膊肘往外拐的时候，这就完全没有发展的潜力了。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学习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CET考试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英语考试，国内大学考研也要过英语六级，这实在莫名其妙又让人痛心。
现在返回来谈河南，伏羲生于甘肃葬于河南，河南又是黄河流域最平坦物产最丰富的地方，自黄帝以来，这里便作为中国的立根之地了。古时候中原便是指的河南一带，而“中国”便是取自河南在中国的中心位置，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以河南为中心上演的，想必七千年前中国整个大地都是很繁荣的，各个地方都有人居住，好比很久以后欧洲各个地方也开始有人居住，到希腊时期其实各个地方都有人了，不是只有这个文明的中心才有人。但在中国为什么是河南成了最早进入发展的地区呢？原因是中原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利于迁徙与奔逐，生产发展，人们吃饱喝足以后不免要打打杀杀，中原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地形。黄帝生于西元前24世纪，出生地是河南新郑，在郑州南部，在他之前是神农氏，已经打了许久的仗了，到他长大的时候，先和炎帝干了一仗，或许觉得两家打仗没什么意义，于是就和炎帝结盟。郑州市西边的黄河游览区就有两个人的大雕像，大约是在附近结盟的吧。然后这两个人又和战神蚩尤干起了仗，把因为地理位置不佳而人生观沮丧的蚩尤给打败了。我个人是坚决不相信黄帝制造了指南车，创造了算术，音律，医学之类的文化内容，只是他把这些东西运用得非常熟练罢了，好比飞机坦克不是希特勒制造的，战争就是有这种促进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的作用，当时的人一定是精神非常愉快精力很足的，不愉快他们也不愿意结盟，如果精力不足也不会四处去找人打仗，而且必须声明中原地区是不适合蓄奴的，因为打仗虽然方便，逃跑也是很便宜的事情，这样黄炎两帝打来打去，自然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不如玩结盟，加上当时物产足气候好，中国人民一定是乐观好天的，势必躬为才能释放能量，不像罗马那样生活在岛一样的地方，而且又是一年到头变化没多大的地中海气候，在那样的地方奴隶们不能逃跑，人们在没趣里面也不乐于钻研像中国这种正统的文化，也不乐观好天，总是悲戚戚的样子。总之这样河南就率先发展了起来。
如此发展下去，河南这一族系自然就有以自己为天下中心的意识，自两帝把蚩尤打败以后，生产得以稳固，无外敌可供打杀，心里不得已要安定了，就应该向女性学习，乐于自身的培养，去消耗掉多余的能量。其实按照生理状况来说，男女性分别可以看做是社会的结构和内容，近期的代表政治和文化也可以看做是结构和内容的划分，我认为正是这两类事物，就是结构和内容，两者不一致的扩大而形成了社会爆发式的前进，即改革的战争。男性维持结构，由女性思想引导出文化，叔本华也说过，道德便是女性化的产物，其实礼才是男性的需要，女性细胞生长的能量足，心理非常对内而且乐观，对内部的发展稳固起着重大的平衡作用，所以到了尧舜时期，礼仪便作为一项调整族人内部关系的重要方式得到了采纳和应用。舜是一个祭祀专家。到了禹，他把治水和划分九州当做份内的事情，这时中原的领地也扩大了许多。其实在尧的时候就已经收容了不少外族的人，舜的时候人们是非常注重品德的，尧正是看中了舜的这些项的才能才把他选为继承者的，相比外族人也正经受着内部颇为枯燥的磨难，整日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压抑，所以对舜的祭祀之类繁琐的神叨叨的做法感到很新奇，纷纷前来朝拜。尧想把帝位传给舜，舜不接受，要把帝位推让给尧的儿子丹朱，但明显稚嫩的丹朱对外族的吸引力比老道的舜尧差得多，所以外族还是来朝拜舜，最后舜就接受了帝位。
想必到禹的时候，已有的礼仪又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所以让他这个颇具实干精神的人继承了帝位。这之后是一个结构紊乱的时期，禹只好传位给儿子，实行家族继承制，现在的教科书对禹的这一做法颇为不快，并且在唠唠叨叨里称之为奴隶制的开始，我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这是君与民的结构，奴隶只是在战争过程中战胜的种族对战败种族的奴役，这是欧洲地理下的产物，中国却是种族机体内部的一种管理，除了帝王以外只能说都是奴隶，因为有结构必定要有内容才行，帝王只是一个人，这样连帝王也就像是奴隶了，可实际上有了奴隶没有一个主子的话这个具有相对意义的词汇还是不好单独存在的，所以最好用另外的而非西方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如果你因为帝王对reminder粮食的收取比例太高而称之为奴隶制，否则称之为封建制度，那只能说明你的无知和不具备创新性，这种结构框架本就不适合中国，如果你咬牙反驳，那只能说，作为俗人，你已经受到太多功利主义辩证法的诱导了。
欧洲是个很奇怪的地方，那里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是在3万5千多年，或许是当地在之前不适合人类的居住，然后到了公元前1200多年，他们的人类活动痕迹就消失了，其实在有具体延续的文明记述之前的人类活动挖掘在种族问题上都是不可靠的，因为一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了，人们很可能迁居到别的地方，然后再由外面的不知道是哪个种族的人重新迁居到这个地方，此外再加探讨，如果对比中西，说到西方在长期的地理隔离下语言的不通以至于形成不同民族，但文化却必定要是延续的才可以有个发展的起始，这样作为暴发户的西方人很不像是原土的产品，可能是很晚以后混合形成的，这句话是说，欧洲的人也可能是在东方发展半截以后从东方这里迁过去的，要不然他们那种发展态势总是缺少根源的，中国的文化产生虽然非常早，但是别处比如巴比伦和埃及以及印度在之后不久，大约是两千年左右，也有文明的产生，人法地，在文化上面必定要有气候等等因素作用才能形成，所以那段文化爆发形式的产生中，欧洲这一小块地方应该已经没有有规模的人类群体打算继续居住了，直到公元前700年的希腊的产生，如果参考形式，历史上很多次的记录都有战败民族向中亚方向奔逃的内容，从早期的蚩尤部族被打败后向西北迁移，汉朝唐朝逼迫蒙古支系向西迁居（在周朝的时候，无论是哪个蒙古部族，都和中原地区的人是同根的，这是有记录的，比如和王母娘娘有一腿的穆天子就曾经跟蒙古地区的人打听股昆仑的方向），到元朝疯狂的忽必烈大军席卷大半个世界。西方文明是继承的希腊和罗马，现在有些人怀疑这相继的两个文明的基础来自于东方（哲学这个词汇来源于古希腊，在我看来在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一套形式上的灵魂学说和一堆需要智力来开发的逻辑之前，哲学除了还不够完善以外，在根基上和中国的道学也差不多），这是很多人正在研究的问题，关于迁居，这一点是非常可信的，但关于更多的西方历史，由于所知不多，所以现在不多述了。
我们继续说中国，我要说，夏商时候的人们是非常糊涂的，包括发明了无来由的私有财产制度，太过分的时候就有了殉葬，正所谓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意识本来就只给人一种没有来由的表象，还拘泥于时间和空间，初次尝试在群体内部使用智力而非潜意识，技术还不够熟练，这样杂乱的事情自然就太多了，人类的幸福感去哪里找呀！
这样夏朝之后有商朝，商朝之后有周朝，这都是用一族灭掉另一族的方法达到改制的，单独种族内部很难得到改进，这样的发展结构是由于地理和生产发展状况决定的，但人们用智的方法正在得到改进，其证明就是文王演出了*卦，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这说明周朝时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系统已经十分复杂，现在人们除了在智力创新能力上（这要和气质相关）比不上战国时期以外，还比那时候的人缺少勇敢和礼仪，战国时候人们已经有大量不确定的逻辑了，如果说人类之前的文明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就是周朝以前，人类的潜意识总是探索同样的人本问题，那周朝作为新的发展的起始，秦统一后的帝国作为分界线，就已经会因为地理情况而产生不同的使用智力的文明了，地理给人类的智力文明制造出了不同的形式。其实当时的人们也有糊涂的地方（虽然不比现在的人糊涂），他们那时候的生活也是非常闹心的，周厉王太暴戾，国都便爆发了那次历史上著名的集体维权事件——国民暴动，把周厉王给流放了，之后周公召公（这是两个官职）共同执政，相当于中国第一次分权管理，这也是中国有具体纪年的开始，西周时候周幽王为了美丽的褒姒而烽火戏诸侯，诸侯太耿直，就匆匆过来了，最后和周幽王相当于闹翻了吧，就不来了，这也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如果夏朝真实存在的话，那夏朝应该是个比较乱七八糟的朝代，据说禹的儿子启修建了第一个都城。商朝帝王想必生活缺乏指导，心神不安，总是四处迁都，于是在河南有很多商朝遗迹，比如商丘，安阳的殷墟非常有名（在我刚写了这个北漂前传后那里又出了一个颇受争议的曹操墓，河南的土地至今还没有被人挖掘完吧），离安阳不远的淇县内有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朝歌，此外郑州的商朝古城遗址非常有名，考古学家们从那里挖出来了很多宝贝，包括很多重要的青铜鼎，商朝人似乎很喜欢制作这种笨拙的青铜器，用来祭祀，大概正是因为漂泊不定，内心需要寄托。盘庚迁殷时那一团团乱糟糟的话大概正表露了时人心中的郁闷，那种故弄玄虚的用礼和鬼神来强迫人的说法也表达了礼的没落。最终原本个性卓越的商纣堕落了，转向了酒肉和淫乐，从中寻找人生的真谛，周朝人把他从酒池肉林里面拖了出来，此后周朝实行了分封制，这仍旧是结构的改革，没有文化填塞其中是不好的，也是不稳定的。
可以说周朝时没有内容来制衡内部的联邦制，联邦制是有利于现代生产的管理划分方式，这是毋庸质疑的，关键的是人们用到了意识，中华的文化探索也即道的思考方式就总是被人遗忘，中原地大物博，道具有生活上的实用性，只为民所用和发展，又由于过于人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具体的构建措施，那些庸碌的统治阶层，也即周朝的贵族阶层，只用礼来规范各自的关系，中原地势平坦易于奔逐也决定了礼制的效用，用它来规范统治阶层的内部关系，中原可能会是在智的层次上意图尽量减少打杀，只是这个规范太严酷的时候，民众和统治阶层的矛盾就愈发严重了，孟德斯鸠说小国亡于外患大国亡于内忧，这样的形式在中国是以综合的方式上演的。不合理总是要被各种打斗所冲淡，上层人臭味相投了以后，就压制了民众，区域间的打杀就改成了区域内的反抗了，作为自然的反应，上层就不能老安心于自己的礼制，必须离散各自的关系，以在总体上维持各自邦内的最大程度上的稳定，这是综合的趋势，礼制在舜的时候是全盛，到达商朝就已经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了，这是缺少内容的时期，这也是商朝总是迁都的原因，因为内部总是打斗不断的，西周作为商朝的延续，从社会构建上改善了一下内部关系，稍微缓解了矛盾，又很自然地在统治阶层实行礼制来规范内部关系（虽说这关系和人民没什么关系，那是统治阶层为了个人高兴所必定要使用的，欧洲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这种特色，比如各个王族的联合，这种表现在礼节上实际源自于各自的保存需要的关系曾经直接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周朝实行了分封，但日久这联邦特色下的礼制必定要荒废掉才可以维持各自邦内的稳定，因为否则人民就会不安定，欧洲是各，民族打打杀杀后又逐渐联合，中国地理下更易于打斗，这就会有更快捷更多变的改动在中国上演，当时各邦内的家族争端严重，孔子听说赵盾取代原有的诸侯王以后对此很是不齿，不过他只是出自礼节的偏见而不满而已，为的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具体参考《史记》），各邦之间兄弟君臣之间的争端很严重，如果地理阻隔严重，像英国那样爆发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会出乎意料的事情，但是毕竟统治者有分有合，人民积蓄不出什么力量，辩士倒是有发挥的巨大空间，辩士的得意或许也可以说明人民生活其实是缺乏文化，没有内容充塞其中的，春秋霸主也都是在遭遇外患以后成就的大业绩，这一切在理解上都是很自然的，即使作为商周祭司工作的人的后裔（当时各官职甚至生产分工大都是世袭的），孔丘先生，对礼的喜爱也太过分和没有理智了，如果说他代表了周朝的贵族精神，市场上买来的酒不喝，祭肉过了三天以后就不吃了，那我只能叹息他怎么没有早点饿死，而且这贵族精神被打破也就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中国这种便宜的斗争方式是不允许骑士一类的贵族精神引领时尚的，虽说这样的精神其实不少出现过。儿子死了以后孔丘即使不买棺材也不能卖掉自己的马车，出行必定讲究排场，把这样的人定为圣人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误（虽然是技术上的必然），总之他颠倒因果去追求礼制，去复古，但实际上这礼制又只是他随心所欲的个人想象，没有切实的依据，比如舜的时候的礼制方式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舜的理智本来就是有时效的礼制，也不符合联邦下的礼制，孔子虽然不认为自己开创了礼制，但后人必定要把他的幻想当做礼，再把他摆到了圣人的位子上，只为了用自己的猜想去加筑到后来的又不是联邦制下的礼制中，孔丘只是一个工具，人们只用它来阐述自己的理解，孔子又是一个标牌，他代表礼制的转型，比如我们不理解黄帝时期的生产结构了，不理解黄帝时期的生产工具了，要从形式上开创新的发明，也就是改变了生产制度，就说是黄帝发明了以前的那种种工具，如果对二战缺少好奇心，或者缺少理解，我们不如索性只记住一个希特勒，由于这个人，飞机和坦克得到了改进，他便是一个标杆而已，说马克思，我们便肯定共产主义是存在的，人们都是在记着标杆而不是记着内容，如果说到孔子，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礼制到底是做什么的？孔子的开创在于，他把周礼的联合诸邦转化到了民间，放到了普通百姓的身边。我不得不同意，孔子让人服孝三年并且厚葬的原因的根本来自于他想要增加自己丧葬技校的收益，他祖上本来就是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嘛，也因为这样的提倡，他建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庞大队伍的丧葬技校才有了基础，用这资金来吸引学生，这是一项比较宏大的投资。孔子也曾到诸侯面前宣讲礼，从《论语》上来看，终孔子一生，这“礼”一直是没让孔子说明白也没让他的学生弄懂，可以说孔子还是没有实践出符合自己投资意向的“礼”，这一点比耶稣差很多，耶稣说到底只是在实践一个“上帝”，从个人型投资而不是政党教化来看，树立一个假的标杆要比树立一套虚的信条要经济许多，个人经济毕竟有限，没有“窃国者诸侯”那样用人民的钱来灌输人民的可循环效应，以后孔子竟然被当作了一个假的标杆，被后人用来发扬，形成了中国地形决定的大一统下调节管理群体相互关系的法宝，（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多次提到“圣人”，大致是在说“聪慧忠厚的治群者”，孔子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投资的企业家，是一个利用学生传媒的商户，正像宗教的名声是被基督教败坏的一样，“圣人”的名声恐怕是孔夫子给败坏的，如果说他是一个普通人，反倒能显出他的可爱），其实说到底，“孔子说，要有礼，世界上便有了礼”，这礼却是“madebythefollowingpeople”，再比如如今我看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心气郁结想要发一些感慨，就想要宣扬一下复古精神，好在心里面设置一个寄托，从方法上，我又喜欢朱子的理学和王明阳的心学，我现在就可以倡导这两门学问，但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没有提出太多有逻辑的创建，当我宣扬这两者的时候，虽然坚持自己的心向往之，但仍就是要以独创的新的废话为主，这样后人就从编排中以为我就是理学和心学的最大代表，那些朱子王阳明之类的或许就只会变得非常模糊，如果再有一个荀子一样的人，像荀子提拔孔子一样把我置到了文化高端，并且像荀子打击道学一样打击西学，那些不了解理学心学的人们会认为我是理学心学的创始人，这么说吧，我的名气大了后，说到朱子和王明阳的时候就不能把我忽略掉，因为我也研究这方面，而且“名气很大”，这样人们不如只记住我一个人，这样能够说话不卡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