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淡功利之偏。训释诸经。平实坦明，使后学有所依据。居乡则信于朋友，而以讲习为功；居官则信于吏民，而以教化为务。非‘道德博闻’之谓乎？惟公以难进易退之节，存忧国爱君之诚。为郡太守，则勤恤民隐，如恐伤之，奏减横赋，修举荒政，为民有请，不避烦渎，必使实惠下究。任部使者一无“者”字。则纠发吏奸，不挠权势，虽忤时相，必得其职乃止一作“已”。至于立朝，则从容奏对，极言无隐，剀切论疏，发于至诚。方权臣初得志，窃弄威福，知其渐不可长，祸且及天下，抗章极论，继于讲筵密奏，虽知取祸弗顾也。非‘廉方公正’之谓乎？彼词章制作，兼备众体，雄深雅健，追并古作，亦可以为文矣，而未足为‘道德博闻’之文也。彼尽心献纳，随事规谏，或抗直以扬名，或削稿而归美，亦可以为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与忠，惟公足以当之而无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传之天下与来世，庶乎久而益信。谨议。”
覆谥考功郎官刘弥正议曰：“谥，古也；复谥，非古也。谥法曰：‘谥生于行者也。’苟当于其行，一字足矣。奚复哉！故侍讲朱公没，于爵未得谥，上以公道德可谥，下有司议所以谥。谨献议曰：‘《六经》，圣人载道之文也。孔氏殁，独子思、孟轲述遗言以传于世，斯文以是未坠。汉诸儒于经，始采掇以资文墨，郑司农、王辅嗣又老死训诂，谓圣人之心，真在句读而已。涉隋、唐间，河汾讲学，已不造一作涉。圣贤阃域。最后韩愈氏出，或谓其文近道耳，盖孔氏之道，赖子思、孟轲氏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此道几熄一本云：子思、孟轲之死，明者复晦，由汉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一本云：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而圣道灿然矣。”公持心甚严，不萌一毫非正之念一本云：公之学，以诚持中，敬持外，无公持心甚严二句。其于书，舍六籍则诸子曲说不得干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一作过。求也，恐汩其统。读书初贯串百氏，终也蔽；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呜呼，醇矣哉！孟氏以来可概见矣一云孟氏以来不多见也。公中科第，时犹少也，薄游径隐，闭户潜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出经筵，不能五十日一本云自官簿书考者九，天晚出经筵二句。而闲居者四十余年。山林之日长，讲一作问。学之功深也。平居与其徒磨切讲贯，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爱之事。由公之学者，必行己庄于人信。居则安贫而乐道，仕则尊君而爱民；重名节而爱出处，合于古而背于时一有好字。若此者，真公之学者也。呜呼，师友道丧，人各自长一作是。公力扶圣绪，本末闳阔，而弄笔墨小技者以为迂；癯于山泽，与世无竞，而汩没朝市者以为矫；自童至耄，动以礼法，而汩弛捐绳墨者姗笑以为诞。世尝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议以‘文忠’谥公，按公在朝之日无几无几一作浅。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未一无未字。实也。本朝欧苏不得谥‘文’，而得之者乃杨大年、王介甫。介甫经学不得为醇不得为醇一作非醇也。其事业亦有可恨。大年政复文士尔。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世多评韩愈为文人一无人字，有而字。非也。《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为《韩文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与？请以韩子之谥谥公。谨议。”上从覆议，谥公曰“文”原注：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诏赐谥与遗表恩泽，特谥曰“文”。按公《年谱》嘉定元年诏赐谥，其定谥曰“文”，则在二年也。
庆元二年戒饬场屋付叶翥已下御笔“朕既举一作‘群’。天下秀彦试于春官，期得气识一作‘宇’。伟厚、议论平正之士，副异时公卿大夫之选。属婴哀疾，不能亲策于庭。惟赖卿辈协意悉心，精加衡鉴，网罗实才，毋使浮夸轻躁者冒吾名器，则惟汝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盖为谅暗不能亲策，事体至重，故加戒饬。自此袭以为例，虽当亲策，亦加戒饬云。
科举为党议发策按此行原本在“庆元二年戒饬场屋”标题之前，低本文一格，疑误。
今易置于此自制科明数之问既罢原注：制科有明数，有暗数。李心传载亦未详。绍兴尝复而未盛，上之发策，下之对策，皆出于虚文。故士之知书日益少，而宏词遂得以擅该洽之誉，甚至明经者不习故典，词赋者不谙传注，有司既奉上旨，遂发为问目云。孔子作《六经》而王道备，汉儒传《六经》而师说兴。自武帝劝学，置博士弟子员，而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数万言，众至千余人。班固赞《儒林传》谓：“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经说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缪妄，经意自明，何必并存之乎？汉兴，言《易》者本田何，言《书》者始伏生。考之《艺文志》列施、孟、梁丘、欧阳、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数，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岂以何无《易传》，而伏生口以传授，承学者已广，故不必著见于志耶？孟喜主赵宾之说，释箕子谓“万物方ぼ兹”，何以为明《易》？有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其言最多，说曰若稽古至三万言，其果有益于经乎？《诗》有鲁、齐、韩三家，独申公以训故为教，不著解说，辕固、韩婴皆为之传，咸非其本义。史氏谓鲁最为近之。说《诗》盖不在多言矣，善为《颂》者不通经，不害为礼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亦典乐。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其事为百五十篇。肃宗乃以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遂寝不行。郑康成注《仪礼》等记，书有驳有难，通人颇讽一作“讥”。其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