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后山谓杜子民言大亻丕，今黎阳是也。洚水，安阳河是也。大陆，邢州巨鹿泊也。九河者，分为支流。逆河者，为潮水逆行。余以《近世书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沦入海，不可寻考。又以今日观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谓瓠子在雷泽黄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犹有瓠冈。
《禹贡》三江余于《嘉定集》已尝言之。中江为震泽害，傅同叔谓禹塞之，今东塌是也。余谓使禹塞之，《书》必不曰”东为中江入于海，“必塞之于后世。嘉定交代贡仲坚谓钱王塞之，其说有理。王据两浙时，多兴水利。
《书》之百篇，倭国犹有本。欧阳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诸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汤东涧跋曰，日本僧书。朱文公言，闻外国《书》逸篇皆全。其释孟子尽心一条，亦托外国本以备考。今北峰之子行果为予言，来中国，见六经之本不同，既归，模其国中本，遣高弟僧护行，以送吴赵知旧。中流失舟，以丧其弟子，误谓此书不当入中国，以致于此。
刘元城先生云：“《书？皋陶谟》‘无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敖逸欲有国。’“引《汉书》为证。又曰：“六经中似此等甚多。”郑夹氵祭着《书辨讹》、《诗辨妄》，二书详悉，有益学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鲁斋着《书疑》，长沙易公着《易举隅》，发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于以见学无止法。
“庭燎”，《诗传》云：“大烛也。”或引齐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谓古制，未得而闻。要以物百枚缠束之，用松苇竹，灌以脂膏焚之，烟焰灰烬，殊为不经，古制必不如是。学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设灯炬木烛为佳。木烛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铁盘，燃以膏油。若以松苇竹百枚缠束之，炬火也，非烛也。又据《字书》”桦“字，以其皮卷之，裹松脂，燃以为烛，此却有理，胜缠竹苇矣。
齐地有虫，类蚯蚓。大者人谓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所谓”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孽字作擘），即蚯蚓之大者也。故谓蚓而后充其操者也。（见晁氏客语）
王滹南曰：“圣人之意或不尽于言，亦不外乎言。不尽于言而执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离其言以求之，宜其伤于太过也。”
《史记》初看，窃怪语多重复，事多夸诞。及看子由《古史》，删除简当，固为奇特。然称太史公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又怪其贬之太过。况是时书籍未备，诸子杂行，有未暇详考。其易编年而为纪传，其法一本子《书》，后世莫能易。洪容斋云：“《太史公书》若褒赞其高古简妙，殆是模写日星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近年得滹南《经史辨惑》，论《史记》者十一卷，采摭之误若干，取舍不当若干，议论不当若干，姓名字语冗复若干，文势不接若干，重叠载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有迁之罪不容诛矣之辞。吁，太史公初意，岂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则专取其长，王则专攻其短，人之好恶不同。及观晦庵先生《语类》云：“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史记》疑当时不曾删改脱稿。”又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纪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先生之说，察而恕矣。又以众说质之本传其与任安书明说”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观此则为未脱稿明矣，责之者谅此可矣。
班固尝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爱迁者以此论为不然，谓迁感当世，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弊，不若文景尚黄老清静，天下饶给，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武帝用法深刻，臣下当诛得以货免，迁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叹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于祸；其羞贫贱者，自伤以贫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