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选法：试而铨，铨而注，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乃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乃如告身非诰敕，即今文凭类也。尝于南京吏部见国初新选官，皆给黄纸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遗意。文凭，乃后来所更定，主意在关防奸伪耳。故到任即缴上之。
《曹娥碑》，后汉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蔡邕题其阴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古碑已不存。宋元佑八年正月，左朝请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越州军州事蔡六重书。碑在今庙中，又有后人临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许，已破裂不全。世传曹操与杨修读碑阴八字，未达，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斩之。或谓操未尝至越，安得此事？窃意操所谓读，非必庙中之碑，殆榻本流传它处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斩，则非也。盖修素与曹植相善，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魏武甚怒之。既虑终始之变，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之。注谓以交构赐死，是也。语在《陈思王传》。观此，则修之死非为读碑明矣。
莫月鼎像，吴门省鉴沈文明写。其自赞云：“雷霆散吏，间应世缘。若造此道，先天后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赞。”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讳可山，当元季之乱，弃家为道士，尝从月鼎学五雷符水法，遍游江湖，后归老，殁太仓长生道院，此像之所自来也。月鼎，本湖州人，殁于苏州。《苏湖志》皆载其事。宋学士景濂尝为立传，予近装潢成轴，备书二郡志所载及宋传于上，以为家藏云。
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磨，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
毗陵翟、颜二生素交厚，每相会，辄谈及国事。一日，颜书其所志以示翟，言颇不谨。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执之为奇货矣。后颜登第，为京职，翟每从假贷，即应之弗吝。人以颜为仗义，而不知为其制也。一书记辛稼轩帅淮时，陈同甫往谒之，与谈天下事。稼轩酒酣，言“钱塘非帝王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同甫夜料稼轩酒醒必悔，必杀己以灭口，乃逃去。月余，致书稼轩，假十万缗以济贫，稼轩如数与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许甚重，其亦为此耶！
十一
国初，各布政司府州县祭社稷风云雷雨山川等坛，以守御武官为初献，文官为亚终献。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职长官行三献礼，武官不令与祭。礼官之议，大抵谓有司春祈秋报，为民祈福。文官职在事神治民，武官职掌兵戎，务专扞御。古之刑官不使与祭，而况兵又为刑之大者。武官不令与祭，所以严事神之道，而达幽明之交也。然当时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圣，此固主春祈秋报之说，岂不以报本于先圣者不当以是拘抑，岂不以古者出师受成释奠，皆必于学，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处军卫俱得设学，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学官分献而已。使当时议礼者，兼先圣庙祭而言，则今日武官主祭，与礼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然亦若预为之地者，诚可异也。
琅邪郡名，韵书云“今沂州，一曰滁州。”当以沂州为是。齐是欲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是也。滁州乃山名耳，韵书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