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在领馆向一位中国官员告别。他是张先生，中方官员翻译，中国非常罕见的天主教官员之一。他传达了我房东的话，警察已经发现了这家赌场，赌博在中国是明文禁止的。你可以想象我回去后发脾气的场面，我从来就没有用过那么大的嗓门，哪怕在我生气的时候。如今，我一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就会蹦起来。如果我抓到一个赌钱的人，就用席子把他包起来扔进警察局，同时，我还要把所有参加赌钱的人开除。成都，1909年8月8日亲爱的妈妈：周五我把信放到邮局还不到一小时，您6月18日的信就来了。信里充满了严肃的建议，正好在这个时候能帮助我看清就要来临的一年。你说您可能不适合指导我。如果不是您的话，那么谁又有这份感情和权力来做这件事呢？无论我可能有什么样的坏情绪，从没说过伤害您的话。如果我这样做了，请求你原谅。我还请您继续这样常常来帮助我：一个人很容易破罐破摔，这里真的是没有任何人来严肃地引领我。在巴黎，我只有您。
晚上，我睡得很香，突然听到门口有敲鼓的声音。是您深情的电报在晚上11点到了。我谢谢您想到了这一点。周一，9日周六晚上，我在埃塞多先生和夫人家。他们是我最近的邻居，下班后无论几点，我都时不时地去拜访他们。他们也把我当“邻居”来邀请。我知道我是惟一受到如此青睐的“邻居”，这意味着我没有给社区留下坏印象，我很高兴。中国的街道在夜晚很有意思。除了钱商的店面以外，很少有汽油灯，大多数是普通油灯，更确切地说，是小照明灯。住家也是这样。由于没有窗户，只有活动窗板，就得打开点空儿来喘气。小照明灯挂在天花板上，我看到这些蜷缩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他们在祖先灵位前烧着小香，这种苦味的烟和照明的油烟，餐馆和工厂的炉烟混起来，就像咱们那些卖油炸土豆的商人制造的效果一样。第二部分：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多罗那少校实际上在成都呆了不短的时间。邦思当第先生经常和我说起他。多罗那写了本书叫做《作为革新者和战斗者的中国》。按照外交家的说法，这本书更多地表达了作者本人愿意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现实。谁对谁错？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这几天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得誊抄两份邦思先生的报告，一共是小圆点稿纸的三十页。热起来的时候真可怕！邦思和他的报告见鬼去吧。我在办公室一直呆到晚上6点。可大家还都说外交家无所事事。幸亏邦思已经说要离开整整一个月。
十分温柔地吻您儒勒儒勒严格遵守公文写作的规定。他几乎每天都要给众多的通信者每人写一封信，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规划这些通信，尽管他时时要抱怨没有回信。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记录，方便了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还能进入他的日常生活。当儒勒探索老城，品尝新菜，或开始意识到熏肠和奶酪的缺乏之时，邦思当第实现了一个愿望：让儒勒用一架风琴演奏音乐，这架风琴是他在这个世界尽头的成都租到的。他母亲对成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教团感到好奇，刺激这好奇心也让儒勒颇有成就感。他不停地向我们显露出他性格的一部分：“我没有对大事吃惊的习惯”。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平静融入了这不平凡的新世界。他向我们证明他敏感到这种平静。他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解释：“我内心有愉快的底子，可能还有一种真实的能适应的天性。它使我成为社区里的小丑，课堂上的讲师，中国的外国人，领馆里的外交官。哎，可是，它现在不允许我显露出文人气息”。就像他后来在其他机会表达的一样，儒勒认为自己没有具备作家的素质。他注入了很多心血的通信，则是一种不同于文学家的工作。是的，他通信中的文学效果较弱，或许看起来他不像他的法国同胞一样有才华，既没有写一本巨作的雄心，也没有丰富文学史的愿望。他只是在私密的场合，在和他的通信者特殊的对话中，谦虚地讲述着他的日常生活。不时显露出记者的重现真实的功力，诗人的敏感和小说家的想象力。历史，就这样在字里行间重现。
上海的报纸让儒勒了解了克莱芒政府垮台的消息，而北京的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吵翻了中国。自从光绪和慈禧去世以后，1908年，中国的政权掌握在一个3岁孩子——溥仪的手上，而实际是掌握在他父亲的手上。1900年，光绪挑选的一个继承者和小皇帝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儒勒说过这会“对中国变得很严重”。因为这继承人的父亲是义和团的头脑，外国势力曾施加压力阻碍法令的颁布。然而九年以后，那个错过机会的候选人又到朝廷生事了。
年1月，一个关于“新政”的庞大计划出台，在呼唤儒家道德的同时，想要改革中华帝国的体制。所以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颁布了一系列想要国家现代化的政策。教育体制改革了，行政措施理性化了，各个部成立了。在军队方面，传统的体系被一支“新军”代替，它是由帝国直接统管的，省级议会也建立起来，代替了传统的自治。而且就是在1909年，第一批议会在各省召集，儒勒向他母亲透露了他对中国这场“现代化”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