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确信，并多次向我强调，德国人永远不会守信用，德国的一次胜利很快就会导致法国和它的冲突。我还能看到，当他知道盟军，特别是法国抵抗组织的每一次大捷或小胜时的欢乐。我还能听到他用电话向我传递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厚重的声音：“我有两张为您准备的现代旅馆的自由票。”盟军节节胜利之时，乐和甘先生渐渐找回了他战前的节奏和快乐。当然，他的心情既不能向日本人，也不能向他有理由怀疑的周围的工作人员显露。最后，我看到了乐和甘先生的绝望。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明白他是被“判决”了，他不可能活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他最后的话是：“我把我的生命当作祭品献给法国。”
因此，乐和甘先生是在为祖国忠诚勇敢地服务了一生之后，在职位上死去的。他有权享受退休待遇，而他却停留在岗位上，为法国尽职倒下，为他的职责而牺牲。他在完成了抵抗到底的任务之后，倒在了敌人的土地上。
儒勒是被日本军情部门的特务毒死的！沙莱叶耶神父从西伯利亚囚禁回来后，揭露了这个真相。这个故事难以置信。但是沙莱叶耶神父提供的细节尤其让人迷惑，他是儒勒这些年中最亲近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儒勒在去满洲以前有健康问题——高血压。艰难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可能加重他的病情，危及他的生命。对于病症的官方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糖尿病、哮喘、抑郁症，这让人吃惊。尤其奇怪的是，战争年代儒勒在哈尔滨的工作情况我们只找到极少相关文件。当然，战时文件丢失或被毁的并不少见，甚至上级还会命令外交官销毁文件。有些文件可能是被相继侵犯法国领事馆国土的日本人、俄国人等毁掉的。但这无法解释，为何我们没有找到儒勒在这些年中，在法国驻中国使馆和送往巴黎的任何文件。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这些情况揭露后，外交部没有反应，更确切地说，是没有文件证明外交部注意到沙莱叶耶神父揭露的情况。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证明收到报告，对声明也不作回答，不证实也不否认。就如同这项严重控告——毕竟涉及对法国驻外领事的谋杀——没有引起法国当局任何反应。至少应该备案，并敦促调查澄清。奇怪的是，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外交部重视这份报告，甚至不知是否了解此事。
根据科佳克先生的说法，法国在哈尔滨的前任代办排除了儒勒被谋杀的可能，代办在非正式邮件中写道：“对于投毒的所有猜测被排除，因为日本人从中得不到益处。”对儒勒而言，“是坚守领事岗位到战争结束的指示扰乱了他心理的平衡，同时因为政治问题，他的病情加重。”
神秘仍在。因为我们不能变成侦探，也许应当认为外交有着理性之外的理由。至少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声明来揭示某些理由，经此认定儒勒之死并非表面上的自然死亡。
儒勒的尸体没有离开中国回到法国。他葬在哈尔滨公墓，他的家人曾想尽办法要将之运回。一直到年2月12日，法国驻华使馆才通知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已经没有希望。“我们同事安葬的公墓在1958年被改作他用，尸体被迁岀城市。经过最近进行的寻找，未能找到乐和甘先生的坟墓。”不过至少法国当局采取了对待海外死者相同的做法，将“一些法国泥土放进棺材”。满洲终于留住了他。
儒勒的历程是惊人的。一生的旅程以世界历险的方式开始于1909年，像间谍小说一样结束于1945年。就像儒勒先生穿着史蒂文森小说人物的外衣，然后又错穿上弗莱明007的服装。儒勒的生命之旅结束了。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24岁的儒勒首次穿越东北时告诉玛利亚：“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一个召唤指引他在这个国家度过了三十六年。历史嘲弄，儒勒1945年又回到1909年的起点满洲，最初的两年仍是帝国。末代皇帝溥仪被辛亥革命赶下皇位，又被日本人安排到傀儡国的首脑，他以为能在他满洲祖先的摇篮里重新获得遥远过去的权势。儒勒·乐和甘，法国领事，陪他走最后一程，从成都到哈尔滨，死在中国土地上。
佛教徒会说轮回结束了。儒勒作为笛卡儿信徒肯定更愿意认为是旅程结束了。但是迷恋诗歌的他一定赞同桑德拉献给西伯利亚铁路的诗：
“在满洲死亡那里是我们的码头是我们最终的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