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一个曾经充满精力和希望，而今天大大削弱了的领事，另一边是一个行政上级，不理解那种“带到工作任务中的过分的怀疑主义”。1925年，儒勒的上司写下溢美之词，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的优秀官员中的一个”，到了
1935年，梅里叶的写法是，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官员”。两段评语之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中，儒勒失去了两个给他的存在带来平衡的生命。
然而，儒勒总是在家庭中寻找平衡。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这个家庭。在年度评语中，在上司的批评旁边，儒勒写下“如果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允许的话”，希望留在上海。他想留在上海还有一个原因，“他发现在这里安排子女的教育非常容易”。如果要他离开此城别就他处的话，他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应该是一个“让他的子女能够找到学校上的职位”。这就是说，儒勒从此选择了以家庭幸福为主，而不是越来越不信任的事业为先。1935年2月，儒勒被调往新岗位，从此离开了这个“东方的巴黎”。
儒勒在汉口轻松地管理了几个月，此地他非常熟悉，已经两度就任。后来他幸运地到了法国领事缺任的香港。这是个真正的“机会”，因为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香港也是一个特殊的岗位，领事们的事业可在这里展开或失败。
第四部分：1927~1945：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香港是让我们中的一些人闻其名就向往的地方。香港在广东话里是“芳香的港湾”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生长着茂密的香树，微风吹过，香气绕梁不绝。香港，这个远东港口，在十几年内由一个贫瘠的只有岩石荒草的小岛，发展成国际性的大都市，世界性的商贸中心，所有到此地停留过的人都会感到惊奇，从而留下永不消逝的记忆。
当儒勒来到这个多石的小岛时，已经51岁，他不再是那个在四川境内的成都领事馆卸下行装的年轻人，那时他才24岁，无忧无虑，充满自信。此时的他，是一个满带经验和伤痕的成熟的男人。他被职业的变迁搞得十分厌倦了，能在家人身边已经使他非常满意。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麦尔塞黛已经35岁，玛利15岁，扎维即将12岁。在这个非常“英国式的，非常美的”香港，玛利只关注那些飞行员，那些在那个时代推动了天际探索的英雄。在这个鸡尾酒会就像大弥撒的殖民地，上流社会的人互相攀结取乐，互相评流论级，麦尔塞黛因此发挥了她作为女主人的天才。而在这平静和奢华的逃避中，现实也要冒出端倪。
年，国共两党的冲突尤其剧烈。进入了1934年毛泽东决定的长征后，共产党人就进入了一个同时具有悲剧性和传奇性的大转移。悲剧几乎是希腊式的，因为在南方瑞金的十万人，只有七千人到达了北方的目的地陕西。传奇就是毛泽东居然让他的部队克服了千难万险，到达了他设想的目的地。
年10月，毛泽东成为党的首领，是长征这个举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神话。他对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进行革命深信不疑，毛泽东以获得农村根据地支持的方式来加强了他的军队。他也决定让共产党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他知道，民众受到日本占领满洲里和一步步吞噬中国的威胁，不再支持蒋介石先剿共后抗日的策略。民众现在希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对民众的这种要求置之不理，但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认为这种理性的被动有价值。以至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去西安筹划又一次反共战争的时候，被年轻的主张抗日的将领以叛国的名义囚禁。在国共两党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当然也希望中国对可能与德国结盟的日本有强硬态度。共产国际从1935年8月就邀请各国共产党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来抵抗法西斯。西安是个有着敏感象征的地方：一个皇帝的尸体和一支由黏土仿制的军队被埋在地下。蒋介石接受了抗日要求。他停止反共行为，和共产党共同组建起抗日联合战线。1937年月，在儒勒正要离开香港回法国休假的时候，蒋介石的新思想得到应证。在北京西南的马可波罗桥（注：卢沟桥）附近，中日军队发生了交火。几周之内，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抗战使数千中国人丧生。就像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吕西安·卞哥写的那样，“战争还没宣告就已经开始了”。
在有权势的法国驻香港领馆任职，即便是临时的，也代表着美好前程。儒勒还需费很多工夫才有希望得到这个通常给红人的正职。可惜儒勒不行，他得不到上级的青睐，上级更欣赏那些有手段的领事。儒勒早就看透了这个机构，在他二十五年的职业经历中，上级只给了他一些临时职位。1937年1月，儒勒在香港任职一年，他致信外交部，提出“很希望留在香港，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被任命正职。这个岗位的工作量大，却也丰富有趣。我的居留期使我与各界建立起许多有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