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儒勒在休假中给外交部写了一封信：“我夫人正在康复，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他那时已经在考虑再次回中国。“我想要在8月底回去，准备在中国的一场新的战斗”。他之所以使用这种战斗性的词语，是由于人们总是把他在1925年6月经历的沙面围困叫做一场“战斗”。1926年9月，儒勒获得一枚荣誉勋章。这枚勋章是否使儒勒在太长的等待之后感到满意，在他留下的文字材料中，一点也没提及。他是个对任何虚荣装饰都不太感兴趣的人。
对他惟一的回报和奖励，就是在第二年初他终于又回到中国，陪伴康复了的麦尔塞黛，和三个改变了他生活面貌的“小乐和甘”。这段时间内，中国这艘大船已经驶入不可回避的变化的巨浪之中。这种变化在广州的沙面事件中第一次严肃地显露。而再次回到中国的儒勒，与发生这个事件之前的儒勒，也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把你的事业一直做到哈尔滨”
布莱斯·桑德拉他们是一对儿，真正的一对儿。儒勒远离祖国，来到中国，更加强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在千里之外，玛利亚一步步跟随儒勒在远东境内的足迹，她满怀渴望，有时甚至是焦虑地读着儿子的来信。就像他所说的，他们延续着一个任何高山大海都阻隔不了的对话。在中华帝国里，儒勒就像所有失去了长辈引领的孩子一样，非常渴望得到玛利亚的意见、建议，甚至责备。这如同所有母亲，她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然而，1926年10月的一天，玛利亚离开了人世，儒勒成为了失去母亲的孤儿。
玛利亚，这个儒勒的“小妈妈”，阿尔弗莱德的“格拉第”，玛利的“好巴巴”，这个每个亲人都给她一个昵称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在74岁的年头上逝世了。对儒勒来说，必须独自继续在中国的生存。毫无疑问，这种失去亲人的打击，对儒勒影响很大，他自问，再回到那个遥远国度去有什么意义。十七年前，他离开祖国走这么远，只是为了满足玛利亚和自己的需要，他们两人的命运是合二为一的。但这种念头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他已爱上的中国，在玛利亚离开之后，或许就要成为留下他痕迹的真正故乡。十七年来，法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后方，一个暂时的庇护所，他能在法国休憩几个月然后又远离许多年。他的生命已经和中国土地紧密相连。而后来的十八年，充分地证实了他的这一看法。
年1月，儒勒登上“坡尔多”号离开马赛时，心里不禁抽搐。他头一次意识到，再回到法国就永远不是原来的滋味了，他再也不能找回玛利亚。而他准备进行的新的“中国的奋斗”，也不再有原来的意义，因为他再也不能向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的，作为一个42岁的男人，儒勒不再是原来那个孩子，玛利亚的逝世使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断裂。这种灵魂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可以吐露秘密和忧愁的对象。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内心的这种漂泊，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苦难中显露出来。
年之前，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儒勒都是顺利的。然而，从1927年开始，本来对职位安排比较顺从的儒勒，开始坚持要上级给他被认为是剥夺了的承认。他对此如此严厉，也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翻译官，而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儒勒和上级的关系逐渐恶化，不清楚是否由于他在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或者是由于他想从越来越不欣赏的社会职业圈里淡出。从此，后来的十八年里，儒勒进入了“苦难岁月”，他越来越关注家庭，而在事业方面，则显示出古怪的性格。
这些苦难岁月展现出一个“漂泊”的形象，和以往儒勒那种“直线前进”的形象形成了对比。这是一个男人内心和事业的漂泊，儒勒的生活渐渐被一些自己使不上力，也无法控制的事情主宰。总之，这是身体和灵魂的漂泊。
年，儒勒重新任职的地方不值一提，那是他熟悉的海口领事馆。人们说随后他就会寻找到在“中国更加活跃的职位”。幸运的是，儒勒由麦尔塞黛和三个孩子：玛利，扎维和皮埃尔（分别是6岁，4岁和2岁）陪伴着。这种陪伴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气，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因时局而产生的对家庭安全的担忧。
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的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胜利。当儒勒来到海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许多省份，甚至重新夺回了英国人在汉口的租界。自从外国人在广州受挫之后，这次收复是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真正的退缩。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观念一直都强烈地要求赶走“外国鬼子”。而国民党内部的国共两党冲突也不是为了让西方人安心的。蒋介石政变之后，由于需要莫斯科的理论和军事上的援助，国共两党仍然继续着一种合作。苏联军事顾问筹划了北伐，而斯大林也竭力要保住这个联合战线。然而，这个越来越不可能的联盟在1927年4月的上海划上了句号。共产党人组织了一场大罢工，从而解放了整个城市。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来做这颗“远东的珍珠”的主人。他发动了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反共屠杀，有五千人丧身其中。从上海一直到广州，工会都被解除了武装。儒勒在海口也没能逃过这场公开的战争。只是我们的副领事，由于对中国这类突然动乱的熟悉，表现出某种冷静。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年4月16日的报告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并不比从前差，但昨天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是在撤离广州使馆的命令下，逃到了海口。这里有十七个人也离开了每个法国人从现在起都收拾好行装，以便撤离，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离开海口。香港圣保罗会的大修女通知我，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令关闭修道会在这里建立的小教区。为谨慎起见，修女们把她们收养的孤儿都分散到岛上不同的家庭里去，让她们在万一撤离的时候更方便一些。尽管如此，除了亲英美的人散布的一些危言之外，我没看出有什么要让侨民们和我的家庭离开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