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您可以想象其戏剧性的效果。
第一部分：我的父亲一个诚实的人上海从1933年到1935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在那里完成了小学的学习。2001年，我很愉快地回到了旧地。虽然不再有那所学校了，但那里的建筑外观丝毫未变。我发现上海法租界几乎和当时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城中小城。法国的艺术家、剧团、音乐家都到这里来创作表演。法租界洋溢着三十年代的所有豪华气派领事馆已经被拆掉了，但我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八层楼房（当时最高的建筑之一）——贝当街525号。这座楼房已经被新建设的建筑和街道包围了。
那时我12岁多，和我那些同龄的女友一起，我们像成年人一样热衷于社交。总是有“big
party”，特聘的厨师，组织的舞会孩子们的聚会很多。遗憾的是，我没能结交到什么中国朋友。父亲则和我相反，他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并可以和他们随意交流。我们的环境比较封闭。在上海的法国学校里，只有欧洲人、俄国人和几个混血的中国人。
第一部分：我的父亲一个诚实的人香港年到1937年，我到达了在中国的最后一站：香港。香港，非常british（注：英国化），非常眩美然后我就回到了法国。在菲力克斯·卢梭号越洋船上，我碰到了莫里斯·德共布拉。他为了取悦众人而假装追求我。我还留着他的签名。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得以认识当时的许多名人。
船上有三等舱位，我们来自领事馆方面，所以是一等舱的待遇。可以想象我们是怎样总处于让人观瞻的景况。在船上，我一天要数次换装。清晨，我们穿着宽大的缎子内衣下到甲板上。直到中午，我们要换上裙裤或者短小的运动衣，以便进行下午的羽毛球或板球比赛。晚餐时候，男人们都穿着无尾常礼服，女人们换上晚礼裙。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人们总是要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我曾拥有多么灿烂的童年时代呀！尽管我们有不少佣人，父母还是坚持让我每天自己收拾床铺和房间。多亏有他们，我才真正接受了全面的贵族教育。通过他们，我也了解了什么是坚不可摧的伴侣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许多童年的幸福来自于一个开明、幽默和多才多艺的父亲。他演奏小提琴，钢琴，写诗，画画对所有的人怀着爱意。看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他们在船上初遇时，父亲32岁，母亲才18岁。首先是我的外祖母被这个对她关怀备至的年轻人迷住。
我们和母亲常常说起中国，这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我们有两个人格，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要说明的是，那时在外交界的生活，不仅对于男人，而且对于女人和孩子来说，都不是休闲。领事夫人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工作：晚餐，茶会，开幕式，和传教士以及商人交流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母亲非常注重展示法国在接待宴会、节庆等软外交场合的礼仪和风格。有时，她和那些太太们打麻将，玩一下午会被弄得十分疲倦，但这是生活中不得不应付的一部分。生活还是满沉重的，父母总担心自己没有为国家尽职。法国军舰从上海或香港路过，也成为举办接待活动的理由，甚至飞机路过也要庆祝一番。因为那是个崇拜长途飞行的时代，从法国到日本的航行成为经典代表。这些使我在香港有机会碰见马司·赫兹和安德列·加比这样有名的飞行员，甚至还和多禾以及他的机械师作了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的旅行。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法国有幸在这一领域成为先锋。从那时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加比从巴黎去一趟东京要39个小时（他不久就在那里坠毁了）！那是个处处让人惊叹的时代，可惜现在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去寻找这种惊叹了。现如今可以随便上月球，什么都容易多了能在八十二年中看到这一切变化，真是我的运气！这就是生活。
我遇到的中国人常常问我是否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这问题让我感到愉快。有一个一眼可见的怪现象：我的弟弟扎维，和我同样在重庆出生吕西安·博达尔，我碰到的传教士这些人都有着起皱眯缝的眼皮，就像我自己的一样。可能是中国的光线不同，使我们都眉眼低垂？年轻的中国人现在正在通过手术把眼皮割开（这是我在法国电视节目上看到的）。看来世界正在统一，不知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第一部分：我的父亲一个诚实的人巴黎年我回到了巴黎，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决定性的。我们本该在1939年重回中国，但看到政治事态严重，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去了。战争爆发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海底潜艇太多，外交人员的家属被禁止离开法国。母亲、弟弟和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呆在法国，而父亲独自呆在哈尔滨。因为满洲里的制度变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直孤守在领事馆里，直到生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