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还有革新的中国！我们这里有一位周先生是个真诚的进化论者。他有一天突然想在城墙上方修一个水库。人们搭起引水设备，小心翼翼地往上引。只是周先生忽略了压力问题，他用竹子做水管。他们的第一次建设自然在水压之下坍塌了。周先生紧接着又想给我们用电力照明。他为此买了一个便宜的德国发电机。机器送到时，不能发动，他也不知向谁求救。我想是木雅克博士被征召了。周先生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汽船航运公司，跑从宜昌到重庆，甚至到Souéifou
的水路。大家登记了股份，可是投资是分开进行的，人们不再对新的资金需求的召唤有回应。计划进行了改良，可是这种改良没有考虑税务的上升。盐税已经从18块升到60块一升了。人民还有什么救？在我们北边，是甘肃省，三年干旱，处处饥荒。省长大人根本没向朝廷汇报。如今，到处都有为饥民做登记的部门。那些只知道与巴黎同名的街道，丝毫不了解中国的巴黎人，还要跟着说，真是胡说八道。无论如何，中国还是在创新和战斗的。
周一，23日埃塞多家的晚餐很好。我觉得特别可口。为了尝尝鲜，我吃了像榛子一样的莲子：一般般，不好不坏。吃完饭我们坐到露台上，谈话中，我发现和埃塞多夫人有一个共同的悲哀，就是想吃布里的香肠和奶酪，想得要死。要死当然太夸张。奶酪，当然不可能。然而香肠呢？把它们用锡纸包上，好好地封在白铁盒子里？我觉得这个新年礼物将会是美味的！你看看这是否可行。
周日，我出发去探索鞑靼“城”，那里住着两百年前为朝廷征服这个省而来的满族人。他们以征服的名义烧杀掳掠，以至于现在四川境内的中国家庭几乎都没有两百年以上历史的。如今这些鞑靼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的城更像一个公园：所有的住宅都在花园里。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显得清新，悠闲，人烟罕至。这个城中之城也有围墙。出入通过不同的门。我出来时以为又到了平安桥后面。可我离那儿实际非常远。总之，我就此仔细地探索了一下城市，现在，我知道它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从头到脚。再进入平安桥的时候，6点晚祷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我今天白天一定走了二十多公里。晚上真是累极了，什么也没写就睡了。因为我没收到任何人的来信，十分气恼。
在我的远行探索里，我重新路过了杂市。它值得被再评论两句，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设计它的中国人的骄傲，特别是成都道台（已经受命的），它的始作俑者。杂市是一种在楼里的街道：一层和二层都只有出售欧洲货物的小店。从系带皮鞋到制服领，到带罩的落地灯到29元的小雕像等等电力部也在那里。甚至还有一个“欧洲”饭店。这条街比较长。然而，从建筑角度来说，只有街道入口有两道相对的楼梯。如果起火，二层的人要么跳到一层的店里摔破脑袋，要么就会被烤熟。一家比较流行的报纸的编辑部也在那里。总编的思想非常现代。证据是：这个出色的爱国者从领馆收取一笔比较高的秘密资金，一个月10块大洋。这里，我同意多罗那少校的说法：中国正变得“文明”起来。
吻你至今为止，儒勒已经在领馆工作两个月了，他迅速地掌握了要点，并且领会了法国在这个地区出场的原因。1908年，法国政府的一份记录表明了这个省份对法国的吸引：“四川，五千万人口，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与西藏接壤，中国最保守的地区之一，欧洲人尚未开发此地，完全保留着古老的中国精神”。两个月之中，他完全了解了这种富饶和潜力，邦思当第的经验当然帮助了他。所以，他在年9月写给母亲的信里，全面地向她呈现了四川的风貌，从物产经济，到地理政治。这种介绍饱含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激情和好奇。在这世界尽头的成都城里，儒勒如此舒适自在，在年底他给外交部的汇报中，是这样总结经验的：“（这是个）希望继续留任的职位”，然后又格外加上一句，“在四川很幸福，不希望改换到别地工作”。
第二部分：1909~1912：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而现在，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成都领馆的现实问题上，因为邦思当第患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他担心他这位上司如果离任，将导致自己职位的变迁。重庆的博达尔将来代替邦思当第，而他就得下到重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