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个诚实的人(1)
重庆我于1921年出生于中国，在长江上游的一个叫重庆的城市里。怎么说我的出生呢？嗯，看起来是满顺利的。因为我从未听到就此有什么抱怨。那时除了一个从扬子江下游专程赶来的法国医生，城里没有专门的医生。在修女们的帮助下，正是这位维鸿医生使我降临人间。这些修女的特点是从不独自行动，她们在每一项护理程序中总是两两成行。那时候，年轻母亲要在床上度过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是天堂，据说领事馆所有欧洲和中国的工作人员，每天不停地给小玛利带来礼物。
母亲当时应该是19岁，她没有乳汁，因而不能自己哺育我。维鸿医生只好请来年轻的中国母亲做我的乳母。所以我是一个中国女人奶大的。我保留了一张我的乳娘安娜发的照片。母亲因为不能亲自喂养我，总怀有犯罪感。
父亲和他的母亲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母子之情。我的祖母玛利亚死于1926年。父亲曾经非常敬爱她，所以把她也带到重庆来一起生活，尽管这对新婚的小两口来说相当不容易。我也很喜欢玛利亚，尽管她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我还是记得她的形象：总是微笑。有一天，我吃得太撑，她告诉我这样肚子会爆炸的，于是就用一根细绳子把我的肚子捆起来我和另一位法国孩子吕西安·博达尔出生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的母亲各自先后在使馆生产。我曾经很想与博达尔一晤，但未能如愿。毕竟他保存了关于重庆的秘密，而我留下了我的记忆。我读过他的一些着作，特别喜爱的是他的回忆录。我想他是9岁回到法国的，而我在中国呆到16岁。成为他的仰慕者，是因为我曾想要讲述他所讲述了的一切。
两年前，我又去了重庆。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促使我重归旧地，为寻找我再也没有返回过的出生地。非常奇怪，重寻我出生的领事馆，我生命之源头的欲望，对于我惯常所表现的人格来说，显得有点偏执。虽然历尽周折，但这趟重庆之旅对我来说是非凡的。在旅行的组织过程中，我有幸碰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导游，而后她又和一个可爱的中国导游成为了朋友。
我带去了一张我出生时代的关于重庆法国领事馆的明信片，从上面可以辨认出一座欧式大型建筑坐落在山坡上，绿树环绕，四周散落着房屋。可是，如今的重庆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看了我带去的明信片，中国导游认为，法国领事馆是他知道的江边的一处所在。快10点的时候我们到了那里，两位导游开始询问当地居民，是否知道以前的法国使馆。一些人就像我们在中国总是碰到的那样，手臂一扬，给我们指示了非常模糊的方向。作为细节参照，我还带上了自己1岁时的照片。
照片上祖母玛利亚扶着我，放我的那张桌子摆在一排小台阶上。我们继续在附近转悠，已是漆黑的深夜。突然，我停在一座楼前，大叫起来：“这就是我的台阶，这就是我的台阶。”这正是照片上石阶的梯坎！在这座美丽建筑的底层石块上，我看见这样的石灰题字：“法国领事馆”。石阶直通房屋，大花园被一条路取代。我们看见屋里有隐约的灯光，就敲门试探。一个人打开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原来是一座仓库，现在成了面粉装包车间。尽管时辰已晚，那人还是非常善意地让我们进去。
仍然有一丝怀疑。我不太确定，寻摸着，真的是这里吗？直到在屋子里面的院墙上发现石头上刻着的题词：“1919年，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尔，在此指挥建造了法国领事馆”。这正是我出生的领事馆，令人震惊！我和两个导游都很激动。另外，当时的情景是深夜，我们提着小灯笼照明，给这一切增添了探险意味。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这个石头上的题词，真是奇迹。七十年后，找到我出生并于2岁就离开的领事馆，真是动人心魂。这趟在重庆的逗留，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仿佛普鲁斯特所说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分：我的父亲一个诚实的人海南年，我们来到中国南部的海南岛，海南当时的首府是海口，那里靠近广州。我的两个弟弟出生在此。领事馆环境优美，我还记得那些椰子树，因为我们要不断躲避掉下来的椰子。那儿有一些蝎子，曾经爬满了花园。还有海盗，曾在当地留下恐怖的传闻。有一次，海盗要去修道院。大修女看见这些人下船，就关上修道院的门，站在门口，双臂交叉。她们跟海盗说不能通过反正后来他们就真的没进去！
对于修女们主持的圣万桑孤儿院，我有非常清晰的记忆。她们收养所有被扔到阴沟里的女婴，由于穷困，那时的人们不得不只保留男孩。我记得是三个大修女管理这个孤儿院，她们穿着异常宽大的裙子，戴着从圣万桑时代就未曾改变的三角尖锥帽。她们走来走去，怀里总是抱着小宝宝。这些任务让她们忙碌不堪。在我记忆中，现在仍然有一股淡淡的从婴儿室里传来的味道，夹着尿骚和奶腥，因为她们实在没工夫及时给每个宝宝换尿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