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劭曰志，何之元、刘璠曰典。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
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吕、陆二氏，各着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鱼豢、姚察着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若乃史传杂篇，区分类聚，随事立号，谅无恒规。如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而何氏《中兴》，易志为记，此则贵于革旧，未见其能取新。
夫战争方殷，雄雌未决，则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长。必国史为传，宜别立科条。至如陈、项诸雄，寄编汉籍；董、袁群贼，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顾后来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持，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
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文少者则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也。字烦者唯书姓氏，若毋将、盖、郑、诸葛传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袁、四张、二公孙传是也。如此标格，足为详审。
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窃以《周易》六爻，义存象内；《春秋》万国，事具《传》中。读者研寻，篇中自晓，何必开帙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
自兹已降，多师蔚宗。魏收因之，则又甚矣。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主，则云僣晋司马叡、岛夷刘裕；河西酋长，则云私署凉州牧张寔、私署凉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僣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隗嚣。自余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皆一二具言，无所不尽者也。
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
断限第十二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犠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