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人身内景说
咽之与喉有二窍，前后不同，喉在前，咽在后。咽则因物而咽，以应地气。而为胃之系，下连胃管，为水谷之道路。自咽而入于胃，胃主腐熟水谷。其水谷精悍之气，自胃之上口，出于贲门，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气行于腑，腑精神明，留于四脏，冲和百脉，颐养神气，利关节，通九窍，滋志意者也。其滓秽，则自胃之下口，入于幽门，传于小肠，自小肠下口，至于大肠上口，大小二肠相会为阑门；阑门者，阑约水谷以分别也。
其水则渗灌入于膀胱，膀胱者，胞之室也，胞虚受水，而为藏水之室家也。其浊秽入于大肠，大肠一名回肠，以其回屈而受小肠之浊秽也。喉主出纳，以应天气。而为肺之系，下接肺经，为喘息之道路，自喉咙而通于肺，肺下无窍而有空，行列分布。诸藏清浊之气，以为气管。大肠为肺之府，肺色白，故大肠为白肠。主传送浊秽之气下行，而不使上干于心肺，所谓传泻行道之府也。肺之下有心，心系有二，一则上与肺相通，一则自肺叶曲折向后，并脊膂细络相连，贯脊通髓，而与肾系相通。小肠为心之腑，心色赤，故小肠为赤肠。主引心火浊气下行，而不使上干于华盖，所谓容受之府也。盖心通五脏系，而为五脏之主。
有膈膜遮蔽浊气，不得上熏于心，所以真心不受邪凌犯；其所以致病者，心包络耳。心包络是心上漫脂之外有细筋如丝，与心肺相连者是也。心包络经自膻中散布，络绕于三焦；三焦其气通灌十二经络，上下往来，无有休息，自与心包络配合为表里，故俱有名而无合应。脾系在膈下，着右胁，上与胃膜相连。胃为脾之府，脾色黄，故胃为黄肠。而为水谷之府也。肝系在心肺下，着左胁，上贯膈，入肺中，与膈膜相连。而胆在肝短叶之间。胆为肝之府，肝色青，故胆为青肠。而为清净之府也。肾与脐对，形如石卵，而曲附脊膂，有系上通于心，所谓坎离相感，水火升降者此也。膀胱为肾之府，肾色黑，故膀胱为黑肠。而为津液之府也。
五十八、不执方说
余屈首受医，日惟有事于《素》、《难》、《病源》、《病机》、《甲乙》等书，俯而诵，仰而思，希心融贯前哲秘旨而未逮也。若彼《局方》《袖珍》《惠济》等集，间用之参考，而不敢执泥。至临症，务虚心察受病之因，始敢投剂，亦未尝执方以合病。以故执方之夫，往往见而骇之议之，谓如上方书之传，简易捷径，大有便于后学,《素》、《难》诸书，固云精妙，乃涣漫艰深，力难究竟，胡子好难恶易，性与人殊？且子诊病用药，类与方书悬异，有病同而剂异，有终始用一法而不殊，有三五变其方而不执，辄亦投剂获效，此遵何道哉？或方书不足凭，而他有秘授欤，奚与诸医殊致也。余曰：嘻！医何容易谈哉。人之死生，关于呼吸间，余何敢师心自用，而HT为也，古称用药如用兵，然齐步伐，肃部伍，坐作进退，刺杀攻击，一定而不乱者，法也，胡可废也。乃若知己知彼，置伏设奇，临变不测，其运用妙于一心。药之君臣佐使，味之甘苦寒凉，方之丸散汤引，着于载籍者，法也。察病之寒热虚实，感之脏腑表里，所以君臣佐使，甘苦寒凉，补泻而丸散汤引者，不废方，亦可不执方也。故按图用兵而不达变者，以卒与敌，执方治病而不察因者，未有能生人者也。虽然，不执方而又合法，亦匪易臻也，脱非生平融通《素》、《难》、《本草》，仲景、洁古、守真、东垣、丹溪诸书，不可以语此秘密，医何容易谈也！子徒以方书为快捷方式，盖亦未求之上古乎，上古之世无方，《扁鹊传》载长桑君以禁方相授受，亦不载曰何方。春秋时秦缓医和，汉淳于公辈，以医名天下，亦未尝有方传也。至张仲景乃始有方，是知东汉以前，医皆妙悟心法，察病投剂，未尝徇方也。彼岂私其方不欲授之人哉，诚惧后之人拘执不变，必致误人尔。然立法处方，不过酌病机之详确，审经络之虚实，察药性之宜悖，明气味之走守，合色脉，衍天和，调燮阴阳，参相造化，以一理贯之。理融则识真，识真则机顺，自然应变不胶。方自吾心出，病可去而功可成，以成功而名方，谁曰不可。余何能，余仅守方而不执焉己，子宁以余言为迂乎。
五十九、列张刘李朱滑六名师小传
孙氏生生子曰：医以通变称良，而执方则泥。故业医者，能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斯得古人立法之心矣，不则窥其一斑，而议其偏长，即医如张仲景、李东垣诸公，亦妄加讥贬也，可乎哉？可乎哉？！余故列其因时立法者于后。
医学自汉秦以上无方，有方自张长沙始，故医家以长沙为方书之祖。晚世议长沙者，率谓其长于伤寒，而短于杂证，余惟医如长沙，亦无间然矣。乃长沙急于伤寒者，盖病莫大于伤寒，而变证亦莫甚于伤寒，其生死决于七日、十三四日之间，非若他疾，可从容而治也。长沙察其缓急，故以伤寒为首务尔。不然，《金匮要略》，治杂证书也，独非长沙着述者乎？何别传有曰：仲景受业于同郡张伯祖，善于治疗，尤精经方，时人谓扁鹊、仓公，无以加焉。观此，则仲景不专长于伤寒，又可知矣。而刘宗浓亦曰：吾尝用东垣之药，效仲景处方。宗浓，丹溪高弟也，不效丹溪，而效仲景，以仲景医之亚圣，非丹溪可企及者，效仲景，或亦取法乎上之意云。后世慎毋轻议长沙也。
张戴人，医亦奇杰也。世人不究其用意，议其治疾，惟事攻击，即明理如丹溪，《格致余论》亦讥其偏。丹溪之说出，益令人畏汗吐下三法如虎，并其书置之，不与睫交，予甚冤之。予惟人之受病，如寇入国，不先逐寇，而先拊循，适足以养寇而扰黎元也。戴人有见于是，故以攻疾为急，疾去而后调养，是得靖寇安民之法矣。彼仲景麻黄、瓜蒂、大承气，非攻击急剂哉，审缓急而用之，此仲景意也。盖医难于认病，而不难于攻击调补，戴人特揭其难者言之也。丹溪引《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为论，乃遗下文“留而不去，其病为实”一句；引“精气夺则虚”，又遗“邪气盛则实”一句；引“虚者正气虚”也，又遗“实者邪气实”也一句。摭其可议戴人为言，而于戴所急者略而不采，丹溪且若此，余又何怪哉。且戴人名其书曰《儒门事亲》，岂有儒者事亲而行霸道，以害其亲者哉？必不然矣。譬彼武王伐殷，先悬纣于太白，而后散财发粟；汉高入秦，降子婴而后约法三章，彼拘拘然进调补而攻击，是犹治国专用赏而不用罚也，则舜讨凶而尼父诛卯，为多事哉！予因着于篇，以为戴人辩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