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佛教在此方面无责因而不能救治，并非就无价值。其价值之如何不能决定于对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之有责无责上，所以亦不必在此方面争一日之短长。我这意思当然涵着国家政治有其独立的意义，有其直接相干的根据，而普通所谓宗教亦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不必拉在国家政治方面负咎誉之责才有价值。也许我那几句话没有表示得好，此其所以粗疏与松弛。但我并没有把唐末五代之衰败归咎于佛教，这却是显然的。澹思先生就此发挥，这是因误会而歧出了。我想世人也很少有谓佛教负历史兴衰之责因而归咎归誉于它的。若如此，则是很违背常识的。科学不负杀人之责。世人在此方面发议论者，不是责备科学，乃是责备唯科学主义（科学万能）。我想世人很少有说科学本身杀人的。若真有如此说者，那是无常识。所以若见有反唯科学主义者，而谓其反科学，那不是世人浅近，那是自己太浅视世人了。所以若有就历史盛衰而涉及佛教者，亦当审思世人在此发议论之问题上的背景与理路与语脉。若于此太匆遽，则不但太浅视世人，亦且有碍于自反。
我的本意既只是佛教对于时代之污隆并无因果关系，那么澹思先生由我之说佛教之不足（不足意，已明于上），便想到我之说佛教不足好像近人之打倒孔家店，这却不免联想的太快太远了，亦太伤于匆遽了。不要一听见人说不足，便紧张，如是反过来，非说成什么都足不可。这好像一听见人说中国以前没有科学与民主，便反过来说成什么都有，这是很不明智的。至于澹思先生后文那些参照而发的比论，亦都是由于这太快太远的联想而来，大抵是不相干的，也不必多说了。
佛教的本质既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不相干，而唐宋五代之时，其它各方面俱无可言，而惟禅宗兴起，一枝独秀，则观历史精神之发展者，即不能不对此一直独秀，另眼相看，而认其为此时代之凸出灵魂。此即表示天地之精英聚会于此，民族之灵秀锺毓于此，此亦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之意也。然既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不相干（不管其退隐山林或进显庙堂），则随历史运会之演进，应运而生之宋儒便首先看准这一点，就当时流行之禅宗鞭辟入里地见出佛教核心教义之何所是，其基本精神方向之何所在，覚其虽是天地之灵秀，而终无与于国家之治乱，时代之污隆。于是慧眼独照，心思豁朗，遂转而弘扬圣道，辟斥佛老，讲一个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有责相干之教义。吾以为这乃是当时极顺理成章之事。而吾谓其见出佛教核心教义于这方面有不足，此乃吾今日平情之论。盖他们辟佛老，我并不辟佛老也。（他们认为即此不相干之不能救治即是其道之不对。他们相信道是一。我则认为道虽是一，但就实际人生而表现道，可容许有不同方式之表现，与不同角度之观察与出发。关此，如想充分说出，则须专论。此不能详。）如果对这说法仍不满意，则我希望佛教中的大德们能根据释迦牟尼佛的基本教义开出国家政治方面的理论与制度，并重新规定出家人对于国家政治方面的确定关系与积极关系，并建立佛教对于国家政治时代污隆相干有责之关系。这也许是可能的，但这事体太大，我不敢置一辞。至若根据《维摩诘经》及《胜鬘夫人经》等入世出世间之圆融通透，来证明佛教之不脱离现实，则我以为这只是不毁世间而证菩提之意，光只是这层意思并不能补救其于国家政治方面之不足，亦不足以否决我那个佛教对于时代之污隆并无因果关系之陈述。当然若大家都一心念佛，六根清净，娑婆世界变成净土，则时代岂但是隆盛而已。但这是另一层意思（宗教意义），这并不属于国家政治方面的意义。当然一个佛教信仰者亦可以出来打天下作皇帝，亦可以修治平之道作宰相，在今日也可以出来竞选总统、作行政院长，但这是尽的政治上皇帝、宰相之道，总统、行政院长之道，而不是修证的三法印之佛道。
当然你也可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但这只表示就一切法上修佛法，一切法不碍菩提道，亦如行于非道，通达佛道，这只是菩萨破空入假，这种权智之表现，而数学毕竟是数学，政治毕竟是政治，这并不能从三法印开出来。有人说发明麻药剂的就是大菩萨，但麻药究竟属医学，而不属佛学。我们不能从释迦教训里开出医学来。当然你可以说一切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宗教家，乃至英雄豪杰、才人智士，皆是菩萨的化身，但毕竟这一切毕竟皆各是一独立之领域，而不是释迦之教义。是以徒从大乘佛法之不毁世间而证菩提之意来说明佛教不脱离现实，这并不足以解救其于国家政治方面之不足。菩萨道之不舍众生自有其一定的意义与分际。而且这不足也并不就是佛教的坏处，那不过是儒家由此以显自己之殊胜而已。因为任何宗教皆有其本分，没有一个宗教能包揽一切的。西方宗教史即表明宗教是被逼着逐步向从政治方面撤退而归于其本分的方向走。佛教原不涉这方面，这倒是很干净的。儒家本质上就与这方面有责相干，虽亦显其殊胜，然时至今日，亦形成它的包袱与难题。三教互相观摩，各有短长。这些，若说下去，牵连的太多，真是说来话长。想澹思先生亦不至轻易视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