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开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奋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焉。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己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如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驰驱，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
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痈，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廷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
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谅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几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济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祖章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
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阻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
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闽，迭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偿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六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借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此事非远，皆诸臣所目击，前车易鉴者也。寻五十年来，吾大臣用事及清流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及震动津、沽、宫廷惶骇，则必以战无把握，输款求和。于是尸位无耻之流累借和议以容身。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必不见从；亦明知议和之非，俯徇所请。盖实患既至，非复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所累藉以胁制者，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彼虽小丑，无求不得；吾虽大胜，终必请和，亦既彰明较着矣。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又不预作迁都之计，夷衅既开，虚侨空谈，相与言战，乃稍败衄，震动畏缩，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