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和建设，在特定情况下，也要求人们在个人幸福方面作出重大牺牲。如为了保证重点建设项目和排洪防洪等重大任务的完成，需要群众搬迁住宅以致个人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或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为了保卫祖国舍弃亲人，为了科学事业而损害健康等，都需要人们作出一定的个人牺牲。
我们学习雷锋，不能只模仿他做好事，必须学习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民和国家利益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向雷锋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高瞻远瞩，看到全体，放眼未来，以利人为荣，以助人为乐，献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献身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并把这些作为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已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土壤中，它已经而且还将影响和激励人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谋福利，为崇高和伟大事业而做出自我牺牲。
自我、小我与大我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说：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中体味参详，我的精神抓住至高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
在幸福问题上，也会遇到自我、小我与大我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我们既要尊重自我、小我，又要维护大我；在必要时甚至必须为大我而牺牲自我、小我。因为，当幸福仅仅属于个人的时候，只不过像挂在项上的金锁链，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它属于集体、属于人民的时候，才是伟大的、有意义的。
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能够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为了使小我扩展成大我而自觉地作出一定的自我牺牲。
例如，革命烈士彭湃参加革命首先从自己开刀，他把自己大地主家庭的土地分给了农民群众。
闻名的共产党人杨殷同志，为了给党筹措活动经费，不仅卖掉了自己的全部田产，而且卖掉了自己兄弟的全部田产，最后把妻子的首饰全都拿去卖掉了。刘胡兰在敌人钢刀的威逼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有一个大我，她知道必须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绝不能贪生怕死，出卖同志而保住小我，那样实在太卑鄙了。
所以，毛泽东给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大我形象。
只有胸怀大我，宁愿牺牲自我、小我的人，才能不陷于个人的悲喜之中，才能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浪漫主义，“我自横刀向天笑”。这些人在共产主义大业和人类正义事业面前，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孟轲曾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①方志敏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表白了以小我服从大我、为大我①《孟子。告子上》
不惜牺牲小我的铮铮雄心：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假设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可惜于我这一蚁命！
如果只顾及保全自我、小我，而出卖他人、背叛革命，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还不如壮烈地去死，因为这样的生活已不再有任何意义。王若飞则指出，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唾弃，那样活着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电影《红岩》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真理，革命战士成岗被敌人百般折磨，身上滴着鲜血，双脚拖着铁镣，写就了这样的诗句：“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他的生命得到了升华，人们永远赞颂他。而甫志高在敌人的利诱威逼下，贪生怕死，背叛了革命，供出了游击队的联络点，虽然苟活了一段时间，但遭到了所有有正义感者的唾弃。总之，革命斗士为了追求更大的幸福——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献身，死的光荣、伟大；为保住小命，出卖同志、背叛革命的人则活得可耻、卑鄙。
在革命者的心目中，为取得革命胜利而遭到的灾祸苦难，是革命所必须偿付的代价。这种代价需要多少，便得付出多少，丝毫不能吝惜。这种代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吃苦、舍富、受贫、忍饥、耐寒、担忧、挨骂、坐牢、受刑、杀头、战死等等。
这些代价无论多么重大，对未来的永久幸福来说，它总是暂时的，对全局的胜利来说，它总是局部的。
在这里，革命者把自我、小我溶入阶级的大我中去了，个人的牺牲便成了整个阶级的一个局部牺牲。对于抱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的人，他们决不会只追求物质享受的幸福，而是把遭受灾难祸患视为意料中之事，即使在杀身大祸面前，他们也能以“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革命浪漫主义豪迈气概处之，绝不逃避苟免，他们在牺牲中感到了幸福。
这种为人类的大我而作的牺牲，在那些抱有个人主义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庸人眼里，无论如何不可理解。他们把这些事看成是天外飞来的横祸，认为如果谁不临难逃避，屈辱苟且，那谁就是自讨苦吃。他们把个人甘受大祸而为人民创造大福的人，一律看成傻子。这些人只承认个人、小我的幸福而无视大我、人民的幸福，只贪图渺小的、狭隘的幸福而不理解伟大的、普遍的幸福，只知道物质享受的幸福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只体会到活着的价值而省悟不到壮烈地死的意义；只追求个人一生一世的幸福而看不到广大人民子孙万代的幸福。他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观较之服从于大我的革命者的幸福观，可谓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何等的渺小，一个是多么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