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洛韦的开创性的思想已经过了几次变化并被称为社会智力假说。最近，伦敦大学的灵长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发展了这种假说，他说：”更为传统的理论是，灵长类需要大的脑来帮助它们认识怎样处世并解决它们每天寻找食物中遇到的问题。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是，灵长类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为大的脑的进化提供了动力。“在灵长类群中，梳理皮毛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梳理皮毛使个体之间密切接触和互相照顾。邓巴说，这种方式在一定大小规模的群体中是有效的，但是当群体超过那个大小时，就需要其他使社会关系顺遂的手段。
邓巴认为，在人类史前时期，群的成员增多，产生了要求更有效的社会关系的选择压力。”与梳理皮毛相比，语言有两个有意义的特征“,他解释道，”你能同时与几个人谈话，而且你能在田野里一边走路、吃东西或工作，一边谈话。“他提出，结果是”语言的发展使更多的个体结合到它们的社会群体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是”有声的梳理皮毛，“并且邓巴认为语言只是”随着智人的出现“而产生的。我很赞同社会智力假说，但是，我将表明我不认为语言是在人类史前时期很晚的时候才产生的。
在这场争论中，语言产生的时间是基本问题之一。它是否出现得较早，随后再逐渐改进的？还是晚近突然出现的？请注意，这个问题有哲学上的含意，与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多么特殊有关。
当前，许多人类学家赞成语言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看到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中人类行为的急剧变化。纽约大学考古学家兰德尔？怀特（RandallWhite）在大约10年前发表的一篇引起争论的论文中提出，早于10万年前的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显示了”完全缺乏会被现代人认作语言的东西。“他承认，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这时已经出现，但是他们还没有”发明“文化涵义上的语言。语言出现要晚得多：直到35000年前，这些人群才掌握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语言和文化。
怀特列举了7个方面的考古证据，按照他的看法，这些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发生的人类的语言能力已明显提高了。第一，着意埋葬死者几乎可以肯定开始于尼安德特人时期，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陪葬品，埋葬变得更加复杂。第二，艺术表现，包括形象制作和身体装饰，只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的。第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发明和文化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第四，第一次出现了文化的地区性差异——这是社会界限的一种表现和产物。第五，以外来器物交换的形式出现的远距离接触的证据在这时变得明显。第六，居住遗址明显增大，对于这样一种程度的计划和协调，语言将会是必需的。第七，技术由主要使用石头扩大到包括其他原料如骨头、鹿角和粘土，表明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复杂性，要是没有语言，是难以想象的。
怀特和其他人类学家包括刘易斯？宾福特（LewisBinford）和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Klein）都相信，这一连串人类活动的”第一“都以复杂的、完全现代的口语的出现为基础，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宾福特在前现代人中没有发现能表明进行计划和为预见和组织未来的事件和活动所需要的才能的证据。语言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语言，尤其是符号，使得抽象成为可能“,他争辩说，”除了一个基本良好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沟通系统以外，没有任何媒介能使这样迅速的变化得以发生，“与这种见解基本一致的克莱因，在南非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证据表明狩猎技巧在相对较晚的时期迅速地提高。他说，这是现代人的心智包括语言能力产生的结果。
虽然认为语言是伴随现代人出现而得到较快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它没有完全统治人类学的思想。我在第3章中曾提到过迪安？福尔克的人脑进化研究坚持语言在较早时期就已发展的看法。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和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用他们的自然增长着的脑子在干什么。“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Dea-con）持有相似的看法，但他不是根据化石脑，而是根据对现代脑的研究。他在1989年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HumanEvolution）上的一篇论文中特别提到：”语言能力是在一个由脑一语言互相作用所决定的持续选择的漫长时期（至少200万年）中进化的。“迪肯比较了猿脑和人脑之间的神经联络的差别。他指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化最大的脑的结构反映了口语对于计算的特殊要求。
所说的话不会变成化石，那么人类学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间接的证据——我们祖先制作的物品和他们身体的解剖变化——似乎讲述了我们进化历史不同的故事。我们将从考察解剖证据包括脑的结构和声道的构造开始，然后我们将考察考古记录中有关技术的复杂化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情况。
我们已经看到，在200多万年前随着人属的起源，人脑开始增大，随后稳步地继续增大，到50万年前，直立人的平均脑量是1100毫升，接近现代人的平均值。在从南方古猿类到人属的开始的50%突增以后，不再有迅速的增加。虽然绝对脑量的意义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在人类史前时期脑量增加3倍肯定反映认识能力的提高。如果脑量与语言能力有关，那么脑量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的增加表明了我们祖先的语言能力的逐步发展。特伦斯？迪肯根据对猿脑和人脑的解剖学比较表明，这是一种合理的观点。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杰出的神经学家哈里？杰里森（Har-ryJerison）指出语言如同人脑生长的发动机，否定了人是工具制造者的假说所体现的思想，即操作技巧提供了进化压力使脑子变得更大。”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不合适的解释，不只是因为工具制造可以由很少的脑组织来完成，“他于1991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说道，”另一方面，简单、实用的会话要求大量的脑组织。“成为语言基础的脑的结构比人们曾经认为的复杂得多。似乎有许多与语言有关的区域分散在人脑的几个部位。如果在我们祖先的脑子中能够鉴别出这样的区域，这对我们解决语言问题是非常有利的。然而，有关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脑子的解剖证据仅限于脑表面的轮廓；化石脑没有提供内部结构的线索。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脑的表面看到以某种形式与语言或使用工具有关的脑的特征。这就是脑的布罗卡（Broca）区，位于（大多数人）左颞叶附近凸起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在人脑化石上找到布罗卡区的证据，这将成为语言能力出现的标志，尽管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