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威尔逊和萨里奇在最初的着作中提出这个事件发生在500万年前，现今的分子证据较为一致地把它推前至距今700万年，但这并不表明原先提出的人与非洲猿类的生物学上的密切关系有所改变，要改变的话，是其关系比原先设想的更为密切。虽然有些遗传学家相信分子资料仍然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是相等的3分关系，但另一些人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与黑猩猩最为密切，而大猩猩则与他们有较大的进化距离。
这个腊玛古猿事件在两方面改变了人类学，一是用实例显示根据共同的解剖性状来推断共同的进化关系是极其危险的；二是暴露了盲目信奉达尔文的“一揽子”论点是愚蠢的。西蒙斯和皮尔比姆根据犬齿的形状，推想出腊玛古猿的整个生活方式，即有一个人类性状存在，其他一切性状就都假定其存在。由于腊玛古猿的人科地位被否定了，人类学家们开始对达尔文“一揽子”论点产生了动摇。
在追踪这个人类学革命过程之前，我们简要地来看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例如达尔文认为石头武器的精心制造是推动进化的整套技术、两足行走和脑的扩大的重要因素。这种假说无疑是当时流行的生活就是斗争、首创精神和努力赢得进步的观念的反映。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气质渗透到科学中，形成了如何考虑进化过程，包括人类进化的方式。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内是爱德华时代乐观主义的全盛期，脑子和高级的思想被认为最终使我们成为现在的人。于是在人类学界，这种流行的社会世界观表现为：人类进化最初的推动力不是两足行走而是扩大的脑子。本世纪40年代，世界处于技术魅力的束缚之下，于是“人、工具制造者”的假说流行起来。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肯尼思？奥克利（KennethOakley）创建了这个假说，他提出制造和使用石器而不是武器，才是我们进化的动力。当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时，又强调从猿到人的较为阴暗的分化——用暴力来对付自己的同伴，澳大利亚的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Dart）最初提出了“人、凶杀者的猿”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这可能是因为它对战争中的恐怖事件提出了解释（或者甚至是借口）。
稍后，在本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们把狩猎一采集者的生活方式视为人类起源的关键。几个研究小组研究了现在的技术上原始的人群，特别是在非洲，其中最着名的是桑人（KungSan,曾错误地被叫做布西曼人）。由此，出现了一种与自然界协调的人的形象，既尊重自然界又用复杂的方式来利用它。这种对人性的想象力，非常符合于当时流行的环境主义。人类学家们对狩猎和采集的混合经济的复杂性和经济安全性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只是狩猎被强调了。1966年一个名为“人、狩猎者”的重要人类学会议在芝加哥大学举行，与会者中压倒一切的高调，就是狩猎造就了人。
在大多数技术原始的社会里，狞猎一般都是男人的责任。因此毫不奇怪，在本世纪70年代，由于妇女的自觉意识逐渐增长，使人类起源的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的解释变成了问题。一种替代的被叫做“妇女、采集者”假说认为在所有的灵长类物种中，社会的核心是雌性与子嗣的结合，由于女人的首创而发明了技术，采集了食物（主要是植物）为大家共享，导致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形成或诸如此类的论点。
虽然这些假说所宣你的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达尔文所指出的一套被重视的人类特征在人类刚开始出现时就已确立了，就是仍然认为最早的人科成员有某种程度的两足直立行走，有技术和增大的脑子，因而人科成员已是文化动物——从而有别于自然界其他的一切——开始就是如此。近些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从考古记录便可看出达尔文假说没有适当和具体的证据。如果达尔文的一揽子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期望从考古记录和化石记录上看到两足行走、技术和增大的脑子同时出现。可是我们没有见到这种情况。因此，就史前记录的一个方面，就足以表明这种假说是错误的：即没有发现石器的记录。
石器不像骨骼，骨骼难以被石化，而石器实际上是不会被破坏的。因而史前记录的极大部分都是石器，它们是从最简单的技术开始向复杂的技术发展的证据。
这种工具最早的例子——由卵石打击几片石片而制成的粗糙的石片、刮削器和砍砸器——出现在距今大约250万年前的记录上。如果分子证据是正确的话，最早的人类物种出现在大约700万年前，则我们的祖先能两足行走到他们开始制造石器工具之时，几乎有500万年的间隔。不管是什么进化动力造成了两足行走的猿，这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拉不上什么关系。可是，许多人类学家相信，250万年前石器的出现与脑子的开始扩大是一致的。
脑的扩大和制造石器与人类起源时间不同的现实，促使人类学家从另一方面重新考虑人类起源的问题，结果是最新的假说出自生物学方面而不是文化方面。我认为这是人类学的一种健康的发展，不只是因为我们形成的想法可以通过与已知的动物的生态和行为相比较而得到验证。我们这样做，并不译者之一曾于1994年访问了南非共和国，了解到关于布西曼人改称桑人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布西曼人对被改称桑人，极为不满，认为是对他们的污辱。有关的学者有的主张仍旧回复布西曼人的原来名称，有的则主张改用布西曼人自称的萨尔沃人（Sarwa）。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开始制造工具，社会随之形成，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这个时期的生物或“前人”在分类学上属于人科，是人的进化系统最初的阶段——译者注一定要否定智人具有许多特殊的品质。相反，我们是从严格的生物学的关系中来寻求那些特性的起源。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人类学家们在说明人类起源时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两足行走的起源。即使人类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单一的事件上，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正如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欧文？洛夫乔伊（OwenLovejoy）所说的“从四足行走进化到两足行走，是你能在进比生物学的解剖上见到的一种极大的改变。”他在1988年的一篇通俗文章中说：“在许多骨骼上、牵引骨骼的肌肉配布和四肢的动作上，都能发现这种重大的改变。”研究一下人和黑猩猩的骨盆便足以证实这种看法：
人的骨盆矮而宽、呈盆状，而黑猩猩的则是窄长的，两者的四肢和躯干，也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