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经营商业，没有最初就打算亏本的。商人首先要顾到自己的才能和本钱，并洞察商情，才开始营业。以后随着商情的变化，或者如愿以偿，或者大失所望。又可能这批进货亏本，那批销售赚钱，在年终或月终结帐时，也会发现或者按预料的情况顺利进展，或则相差甚大；又或在买卖繁忙时认为经营这种商品有利可图，及至看到盘货结帐后所作出的损益对照表，才知与原来的估计相反，发生损失。又当进货的时候，或者认为数量不足，及至盘货结帐时发现积压，而且销售颇费时日，于是又嫌进货过多了。可见经营商业中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平日精细结帐，并且要如期盘货结算。
其他的人事也是一样。由于人们从十岁左右懂事以后就开始进行活生生的买卖一般的活动，所以必须注意精密盘算平生的智德事业，力图避免损失，并且必须比照经商而计算以下各点：过去十年之间有何损失与收益，现在应作何种买卖及其兴盛情形如何，应该买进何种商品，在何时何地出售，年来律己是否严格，曾否给游荡懒惰的习气以可乘之隙，今后如果从事同样的业务，是否确有前途。此外尚有无其他裨益于智德的方法？如就上述事项逐一检查，象商人盘货清算那样作一总结，则在过去与现在的品德方面，必能发现很多不妥当的地方。兹举例说明如下。
从前有的人口头上说“贫者士之常，尽忠报国”，却贪婪地吃光农民生产的大米，而面有得意之色。时至今日，生活实际困难，却不知有输入的枪枝而购进刀剑，结果为着博取一时小利，却因存货不能销售而后悔。又有人专门研究中日古籍，不管日新月异的西洋学术，过于信古不疑，这就象念念不忘过去的夏季盛况的商人，到了严冬来临，还买进大批蚊帐。还有些青年学生学问尚未成熟，便遽然求作小吏，以致一生沉沦于微职，就象把做成一半的衣服押在当铺里赎不出来一样。也有人尚未具备史地的基本知识，连写普通的信都感困难，却妄想阅读高深着作，开卷不到五六页，又改求他书，这就象手头并无资本就做起买卖来而又不时改变行业一样。又有人虽然读过许多中日两国与西洋的书籍，但不知天下国家的大势，不能解决个人与家庭的生活，这就象连算盘都没有购置，就经营起杂货生意来一样。还有只知治天下而不知修身的人，就象建议邻居算帐，却不知盗贼已进入自己的家里。再如有人口头高唱进步而心中无底，不去考虑自己究竟是何种人物，就象仅知售品的名称而不知其价格。以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现今社会上触目皆是。追溯其根源，就是由于人们与世浮沉，不注意自我检查，对于从前干过些什么，现在正干什么和今后应干什么自己均未加以检查所致。所以说为着了解商业经营的情况，树立今后的计划，就必须作帐目的结算；为着了解本身的情况，建立今后的努力方向，则须作智德事业的检查。
“照顾”的字义
“照顾”一词有两种含义，一为保护，一为命令。所谓保护，即从傍帮助与维护他人，或予以金钱物品，或为别人花费时间，使其不丧失利益和名誉。而所谓命令，则系为他人着想，向其指示妥善方针，如对方认为不妥，即不惜向其提出异议，并竭尽心力所及进行忠告。这也是照顾的意思。
如上所述，照顾含有保护和指示两种含义。若是对于他人的照顾能够做得恰如其分，世间即可安定圆满。譬如父母对子女供给衣食，做到意味着保护性的照顾，子女也听从父母的话，接受指示，则亲子之间就会亲爱和好。又如政府制订法律，认真保护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谋求普遍的安全，做到保护性的照顾，人民也遵从政府的命令，接受指示，则公私之间就能安定融洽。
所以保护与命令既为两事，却又相依并存，不可丝毫加以混淆。保护所及，也即指示所达之处，而指示所达，又不能不是保护所及之所。如果两者所起的作用的程度有距离，则虽极微小，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成为祸害的根源，世间不乏其例。因为人们常常把照顾的字义弄错，有单独理解为保护的，也有仅只理解为指示的，偏于一方，未尽全义，以致铸成大错。
譬如无限制地拿钱给不听父母之言的堕落子弟，结果愈益助长其游乐放荡。这就是保护性的照顾做得周到，而没有做指示性的照顾。又如儿女虽然谨慎勤勉、听从父母的话，但父母不充分供给衣食，使其陷于失学文盲的苦境，则系仅有指示性的照顾，而忽略了保护性的照顾。前者是为子不孝，后者是为父不慈，都可以说是人间不幸之事。
古人曾有“朋友数，斯疏矣”①的教言。就是说对于不听规劝的朋友过分表示关怀，又不明了其心境，老是厚着脸皮提出异议，以致反而让对方感到厌烦，被对方憎恨轻侮，于事无补，结果反而落得疏远了。这说明指示性的照顾既行不通，保护性的照顾也就没有必要了。
①见《论语·里仁篇》，意为“对待朋友，责备他，就会被疏远”。——校者
又如从前曾有过乡下老汉，拿出旧的族谱来扰乱别人的家庭；还有过贫穷的叔父，唤出本族的侄子，指示其家事，谴责其薄情，痛斥其品性不端，甚至假借来历不明的先祖遗言，夺走侄家的私产。这种情况，是命令过多而保护全无，俗语所谓“照顾太甚”，即指此而言。
又如世间的所谓贫民救济，既不问其人的品德好坏，也不究其致贫的原因，只要看到贫穷的状况，就给与米钱。对于鳏寡孤独没有依靠的人，固应加以救助，但在领到五升救济米的人中，却难免有将其中三升换成酒喝掉的。既未下令禁酒，而漫然给米，就是未实行指示性的照顾，超过了保护的限度，俗语所谓“操劳过甚”，即指此而言。就是英国在救贫法中也对这一条感到为难。
若将此理推广到一国的政治上来谈，经常是人民以租税方式向政府交纳经费，政府用以保护一般人民生计。但在专制政治之下，政府全不采纳人民的建议，并且也无建议之所。这就是做到保护一方面，而堵塞了指示的道路。就人民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操劳过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