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K还想让副经理屈尊第二次，因为他说：“十分感谢。但是很抱歉，星期天我没空，已经跟别人约好了。”“真遗憾，”副经理说。电话正好接通了，他转过脸去打电话。他讲了很长时间，心烦意乱的K一直站在电话机旁边。K没等副经理挂上电话，就如梦初醒地为自己在这儿无目的地浪费时间进行辩解；他说：“我刚打完电话，他们在电话里约我到一个地方去，可是忘了告诉我几点钟去。”“那你可以再打个电话去问问嘛，”副经理说。“这并不很重要，”K说；他这么一说，刚才那个本来就站不住脚的借口便更加令人不可置信了。副经理转身要走的当儿，继续就其他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K勉强作答，心里想的却是：星期天上午最好九点钟就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法院平时总是九点钟开庭的。
星期日天气阴沉。K很疲乏，因为头天晚上他参加了餐厅里举行的庆祝活动，睡得晚了些，差点睡过头。K来不及考虑或调整一星期来筹划好的计划，匆匆穿上衣服，没吃早饭便奔到郊区那个指定的地方。十分奇怪的是，虽然他没有时间去打量过路人，却看见了那三个已经介入他案子的职员。他们就是拉本斯泰纳、库里希和卡米乃尔。前两人乘着有轨电车，从他面前驶过；但是卡米乃尔却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当K走过的时候，他从栏杆上探出身来，询问似地看着他。他们三个人好像都很注意他，想搞清楚他们的上司忙着上哪儿去。一种挑战心理使K决定不乘车到那儿去；他不希望麻烦任何人，甚至是最不相干的局外人在这件案子中帮他的忙，他不想受惠于任何人，也不想让任何人哪怕稍微过问一下他的案子。他最不愿意的是一分不差，准时到达，以至在审讯委员会面前降低自己的身分。不过他还是加快了脚步，希望能在九点钟到达，尽管并没有给他规定确切的到达时间。
他想，那栋房子准有某种标志，或者门前准是热闹非凡，远远就能辨认出来；但是到底有什么标志，他却无从想像。朱里乌斯大街两旁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全是灰色的大楼，里面住着穷人；电话里告诉他，那栋房子就位于朱里乌斯大街。他在街头停了一会儿。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所以大部分窗口都有人，只穿着衬衫的男人们靠在窗口抽烟，或者小心翼翼地扶着坐在窗台上的小孩。有些窗口挂满了被褥，偶尔会从被褥上方冒出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脑袋。人们隔着马路互相叫喊；K的头顶上方正好有人喊了一声，引起一阵哄笑。大街两旁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家小杂货店；这些小店位于街面以下，门前有一小段石阶，通到街上。女人们从这些店里挤进挤出，或者在店外的石阶上唧唧喳喳。一个流动水果贩正向站在楼上某个窗口的人叫卖，一面叫喊，一面向前走，和K一样心不在焉；他的推车差点把K撞倒。在城里某个较漂亮的街区用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旧唱机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
K慢悠悠地沿着大街走着，越走越远；现在他的时间似乎很充裕，预审法官可能会从某个窗口探出身来，发现他正在路上走着。九点过了些。他沿着马路走了好久才到那栋房子门前；这栋房子大得不同寻常，大门特别高，也特别宽，肯定是供卡车出入用的。内院四周是一间间栈房，门上挂着商号的名牌，有的名字K曾经在银行的账册上见过。他一反常态，在通向内院的前厅里呆了一会儿，聚精会神地研究起这些外部现象来。他旁边有一个没穿鞋子的人，坐在板条箱上看报。两个男孩正利用一辆小推车玩跷跷板。一位面容。惭淬的年轻姑娘穿着睡衣，站在吸泵前打水；她看着K,水则不断流进桶里。内院的一角，有人在两扇窗子间系了一根绳子，把衣服晾在上面。绳子下面站着一个男人，不时大声指点几句。
K转身朝楼梯走去，打算到审讯室里去；但他随即站住脚，因为除了这道楼梯外，他在院子里又看见另外三道楼梯。楼梯后面还有一条小过道，像是通往第二进院子的。他们没有确切告诉他，审讯室到底在哪间屋子里，他为此感到很恼火。这些人对他的疏忽和冷淡已经达到令人诧异的地步，他决定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最后，他终于踏上了第一道楼梯，心中想起那个名叫威廉的看守讲的话：法和罪是互相吸引的；既然如此，审讯室就应该位于K偶然选中的这道楼梯的上面。
他上楼时，打扰了许多在楼梯上玩耍的小孩；孩子们气呼呼地看着他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如果我下次还要再来的话，”他心想，“一定要带上糖果来哄他们，要不就带根棍子揍他们一顿。”他刚要到达二楼时，一粒弹子球滚了下来，他不得不止步等弹子球落定。两个皱纹满面、脸庞瘦削、老气横秋的孩子乘机揪住他的裤子；他如果把他们甩开，就可能使他们受伤，他怕他们嚷嚷起来。
到了二楼，他才真正开始寻找。由于他不好直接打听审讯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便装作要找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他想到了这个名字，因为格鲁巴赫太太的侄子即那个上尉就叫兰茨。于是他挨门逐户去打听，里面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人，并乘此机会朝屋内看一眼。其实他用不着这么费劲，因为差不多所有的门都开着，孩子们在门口跑进跑出。许多住户都只有一间带一扇窗的小房间，里面正在做饭。不少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则在炉子上忙碌。几个即将成年的姑娘身上除了围裙以外，似乎没穿别的衣服，她们正在不停地操劳。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的是病人，有的在酣睡，还有的虽已穿好衣服，但仍然赖在床上养神。如果哪家门关着，K就敲敲门，问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一般是女人来开门，听到他的问题后，便转身对屋里的某人说话，那人便从床上欠起身来。“有位先生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那人在床上问道。“是的，”K说，虽然他已经明白，审讯委员会不在这里，他的询问是多此一举。许多人看起来深信，要找到细木工兰茨对K讲来事关紧要。他们绞尽脑汁，久久思索，倒也想起了某个细木工来，但名字不叫兰茨；他们也会说出一个和兰茨这个名字的发音相近的名字来；或者向邻居打听；或者领K到离这儿颇远的另一家去，他们觉得那儿可能会住着像兰茨这样的房客，或者那家会有人向他提供他们所不能提供的更确切的消息。最后，K几乎用不着再问了，因为他这么打听来打听去，已经跑遍了整个二楼。他现在开始为自己的计划感到后悔，而当初他还以为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当他快要走到六楼时，他决定不再寻找了，他对一个愿意领他继续查询的热情的青年工人道了声“再见”，便朝楼下走去。可是，他又为自己白忙了一阵而感到忿懑；于是便回过头，继续往上登。他到了六楼，敲敲第一家的门。他在小房间里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只大挂钟，时针快要指到十了。“一位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住在这儿吗？”他问。“请往前走，”一位年轻女人说，她长着一双活泼的黑眼睛，正在水桶里洗小孩衣服；她用那只湿漉漉的手指着旁边的那间房子，那里门开着。
K觉得好像走进了一间中等大小的会议厅。厅里有两扇窗，里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谁也不在意这个刚进来的人。天花板下面是一圈楼座，那儿也是挤得满满的，人们即使弓着身子站着，头和背也会碰到天花板。K觉得厅内空气太污浊，便退了出来，对那个看来听错了他的话的年轻女人说：“我是打听一个细木工住在哪里，他的名字叫兰茨。”“我知道，”那女人说，“你只管进去吧。”如果她不走到他面前，抓住门把手并对他说：“你进去吧，我得把门关上，不让任何人再进去，”那他就可能不会再进去。“好吧，听你的，”K说，“不过大厅里已经挤得太满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进了大厅。
门后有两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伸出双手，做出一个像是付钱的手势，另一个人紧紧盯着他。从这两个人的中间伸过一只手，抓住K.这只手是属于一个脸颊微微发红的小伙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