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称一直是按“革命现实主义”方法写作的，多年以后被马尔克斯提醒，悟出小说应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于是有了红高粱等一批热血沸腾的小说。在那如火如荼汪洋恣肆的红高粱地里，“爷爷”、“奶奶”父母兄弟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杀人越货，抛头洒血，繁衍生息，他们活得贫苦、艰难，却任心任性，自由洒脱，未经现代文明雕琢的原始生命的激情和能量随意喷射、不拘形迹。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语气平静而冷峻，仿佛在讲一个古老的传说。《红高粱》起首一句便使人对这种无情的冷静咋舌：“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叙述的冷静与场景的火爆炽烈相映现，更显出非现实的传奇色彩。马尔克斯的神话氛围，家族血缘，对性力量的渲染在这里都有表现，时空处理上也有明显借鉴，比如“七天之后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便来自《百年孤独》中着名的“多年以后”叙述方法。而莫言借助于魔幻手法所要张扬的，正是一种充满浪漫激情的理想的生命状态。
韩少功的《归去来》描绘的是一个迷离惝恍的世界，“我”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却处处觉得眼熟，素昧平生的人们似乎都认识他。他自认为叫黄治先，可这里的人都称他马同志，说出很多让他感到若有若无的往事，后来他益发迷惑不解，不知自己到底是否来过这里，对自己的身体也感到陌生，世界上是否有个叫黄治先的，这个黄治先是不是他本人？他完全糊涂了。从整体构思看，酷似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又有《百年孤独》的影子，小说中“我”的感觉状态，正是现实中人们麻木、健忘、对生活无所用心的写照。
拉美作家大都把自己的文学成就归之于置身其中的“神奇现实”，相比之下，喜马拉雅山麓和雅鲁藏布江畔的独特地貌、奇风异俗，西藏复杂的历史、现状，神秘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更是一个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世界。扎西达娃，一个汉藏混血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以他那支鬼使神差的笔描绘出了这令人目炫的“美丽新世界”。他的一系列小说：《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及《冥》、《归途小夜曲》既表现出独特的观察视角，洋溢着纯正的酥油味，又显示整体构思上的巨大概括力和象征意味。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廓康，到住户家借宿，并勾引了风流女子的人罴，持密修士使人生而死、死而生的“起尸法”，七旬老妪的突然受孕，飘飞的尸身，神秘的旅人与山洞这一切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是那样真实具体、和谐自然，它是现实，又是传说、神话，马孔多与约克纳帕塔法（福克纳家乡）的精气神汇入扎西达娃笔下的视野，形成独具一格的风貌。
③梦魇与荒诞。1985年至1988年间残雪的骤然出现，使人们意识到荒诞文学在文坛已渐成气候，《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黄泥街》、《苍老的浮云》已完全摒弃了惯常的观察视角，再现的因素已极其稀薄，它们所展露的是经痛苦的挤压而严重变形的心灵对现实世界的梦魇般的感受，充满了反常、颠倒、破碎与怪诞，“大老鼠在风中狂奔”，小妹说着话，“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至于那条古怪的黄泥街，“果子一上市就烂了”，这里的狗爱发疯，“养着养着就疯了，乱窜乱跳，逢人就咬，夏天人们总要穿上棉衣沤一沤”，直到沤出蛆来，一辆邮车在街上停了半个钟头，烂掉了一只轮子，老翁生下了双胞胎，女人产了大蟒。
新时期荒诞小说最初所着力表现的是社会意识的荒诞，李准的《芒果》，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张贤亮《浪漫的黑炮》，都是以变形、夸张的手法表现社会政治的弊端及人性的异化，官僚主义的荒谬可笑等等，借以批判现实，寻找自我，抒发忧患情怀。林斤澜的《催眠》，唐敏的《太姥山妖氛》等作品透过社会政治层面，深入探讨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北岛《幸福大街十三号》，多多的《大相扑》，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涂着古怪图案的墙壁》则进一步揭示生存本身的荒诞感，从而与50年代西方的荒诞文学发生深层呼应与沟通，但是其中表现出的价值虚无主义也引起人们担忧，因为经济文化远欠发达的现实中国与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些根本不同的问题，若对此丧失警惕，则荒诞文学便有邯郸学步的危险。
④文化反思与文学寻根。文学进行的社会、政治、历史反思必然会深入到文化层面，同时拉美的文学爆炸提示人们开掘自己脚下的民族文化岩层，以寻求文学之根。于是一股以“寻根文学”或“文化反思文学”命名的文学潮流汹涌而起。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阿城的“半文化小说”，郑义的“黄土高原系列”；以韩少功为首的古华、叶蔚林、何立伟等阵容宏大的“湘军”的一大批作品，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使“寻根文学”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李杭育本无意“寻根”，但他早在1983年就发表的《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却开了“寻根小说”的先河。他的笔触越过处于表层的生活事件、戏剧性冲突，集中描写不相容的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的对峙。阿城的《棋王》写一个闹中取静、特立独行的棋迷的人生经历，作者精心营造的是一种感觉、氛围和境界。郑义的《远村》和《老井》写生活在古老习俗和传统中的乡民们面对严酷现实的生存选择，韩少功的《爸爸爸》以荒诞的手法和神话结构完成了对现存文化的“寓言式”解剖，而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则是其中心话语。王安忆的《小鲍庄》以不动声色的描绘展示村民们的文化心态和意识结构在时代政治影响下的渐性变化，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如《腊月·正月》、《山城》、《商州世事》、《古堡》等等，则从山水风物，人情世态的诗意描写中探询历史与现状的关系，表现人情人性之美和生活的魅力。
⑤新写实小说。当着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技巧被推向极端而感到后继乏力的时候，新写实小说却独辟蹊径，从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发现了新的艺术世界。如果说此前先锋派小说往往与舶来的现代主义各流派存在对应关系的话，那么新写实小说则吸收了各种思潮喧哗与骚动之后沉淀下来的部分，包括吸收了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方法的活的部分，所以它既是异端倾向的回归，又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更新。
新写实小说以真诚、严峻的态度面对现实，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从其不避生活的繁冗琐细，刻意表现生命本能陷入困境的冲突看，又近乎自然主义，而它总体上对人的现实存在及终极意义的关怀，对生存状态、生命体验的剖析，对人的处境和位置的探索，叙事的反讽效果及种种超现实的手法，又体现着现代主义精神。因此，当1987与1988年之交方方、刘恒、刘震云、池莉等人脱颖而出不久，新写实浪潮很快形成一股新的文学洪峰，至90年代尚未见明显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