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因卡在利兹大学期间，学生戏剧活动十分活跃，欧洲的古典和现代剧作被大量搬上舞台，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学生剧团，潜心研究导、表演艺术，大量阅读剧本。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皇家剧院任过两年剧本审稿人，正值奥斯本、韦斯克、贝克特等戏剧家的作品纷纷在此首演，又给他提供了一个研修戏剧的绝好机会。这两年中他的《沼泽地居民》和《狮子和宝石》相继在伦敦和伊巴丹上演，已开始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1960年回国后，他先后组建了“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奥里森剧团”，在导演、表演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剧本，主要有：《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森林之舞》（1960）、《强种》（1964）、《路》（1965）、《疯子和专家》（1971）、《死神和国王的马弁》（1975）、《文尧西歌剧》（1977）和《巨头们》（1984）等大量讽刺剧。
《沼泽地居民》写独立前尼日利亚沼泽地带的农村生活。青年人进城找出路，归来时两手空空，而农村中日益猖獗的封建势力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又迫使他们掉头而去，再次投奔罪恶的城市。剧中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忧郁、愤慨和对未来的迷惘。
《狮子和宝石》是一出轻松活泼的喜剧，主要的对白采用自由体诗句。
写夸夸其谈、醉心西方文明的小学教师和妻妾成群、精明世故的老酋长同时追求村里的漂亮姑娘希迪，最后老酋长如愿以偿。在处于空泛的口号阶段的新文明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之间，务实的姑娘选择了后者。剧本在流畅的诗句中间穿插了不少载歌载舞的场面和以哑剧形式演出的戏中戏，人物性格与情节安排都颇有喜剧性，全剧洋溢着天真烂漫的青春气息。
《裘罗教士的磨难》是一出短小精悍的讽刺喜剧，其中的裘罗教士自称先知，广收门徒，实际上是个江湖骗子。但他人情练达，又机智善变，以至从市民到议员的各色人等纷纷入彀。非洲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基督教仪式在剧中揉为一体，显出独特的舞台风貌。
1964年发表的《强种》是他写的唯一一出悲剧。写一个青年教师为了保护一个白痴孩子，在除旧迎新的宗教仪式上自己做了牺牲品。此后他的剧作一反清新明快的风格，变得深沉而朦胧，所反映的心理、道德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复杂尖锐，善与恶、毁灭与新生的因素互相纠缠，神秘的象征，暧昧的隐喻和讽刺，幽默、怪诞及神话色彩融为一体，其中蕴含着作家对社会生活，人类命运的沉重思考。
《路》的最表层是对尼日利亚崎岖难行、危机四伏的“道路”状况的再现，尼日利亚是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它又隐含着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路、个人的生活之路，改变现实的出路等等寓意。而“路”本身在剧中就是一个凶恶、神秘、控制众生的角色，它不出场，但左右着所有人。
《疯子和专家》写的是一对父子。父亲在内战中宣传许多怪诞的主张，战后被当作疯子关起来。儿子由战前的外科医生成了战后的情报专家，他指派手下四员干将：一个癫痫，一个瞎子，一个瘸子，一个独臂人去监管他的父亲。他的姐姐和两个采药婆婆试图拯救疯子和专家，最终未能成功。人物形象怪僻，情节荒诞不经，加之混杂着大量文字游戏，令人十分费解。索因卡自称他写这个剧本是为了“祛魔”，这个“魔”肯定不单指外部世界，还包括他本人曲折艰险的内心历程和惊心动魄的灵魂搏斗。
索因卡说：“我始终不渝的信仰是人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光靠说话是不能保证得到自由的，可是我的创作还是越来越多地针对那些压迫人的皮靴——不管穿它的脚是什么肤色的——为个性自由而斗争。”这可以算是他艺术的最高目的。他曾因抗议选举舞弊而被拘押，因反对内战而坐了两年牢，他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始终在关注着国家的现状，民族的未来。在尼日利亚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他在有意无意地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正是这崇高的生存目的给了他力量和灵感，使他能融非洲和西方艺术于一体，创作出具有独特魅力的精神产品。
九、中国文学1.概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即爆发了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端一般从1949年算起。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文学的大一统时代（1949—1978）和文学的多元共生时代（1979—）。第一阶段周期较长，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几次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大的政治风暴和社会动荡，因此可供进行艺术考察的文学现象并不十分丰富，第二阶段处于社会相对平稳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学生存环境相对自由与开放，各种思潮、流派纷呈杂揉、各种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文坛充满生机，它是当代文学的重要阶段。
2.文学的大一统时代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文学自觉地为政治服务，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政治的价值取向趋同，成为政治的延伸，文学是工具和武器，又是政治晴雨表。与当代西方文学的潮流基本隔绝。
与此相关的是创作方法的单一。现实主义在中国被称为革命现实主义，并辅之以以革命理想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浪漫主义，进而出现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已消散殆尽，而蜕变为一种伪古典主义。
在美学追求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强调崇高。从几部代表性作品，比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来看，都是表现主人公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他们的经历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那种炼狱般的共同特征。他们以人格与道德行为的强大威力使审美主体感受到庄严、敬仰与心灵震撼。在人物塑造上有个人的英雄化，英雄的神化的趋向，其极端表现是几个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