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孙菊仙唱《朱砂痣》一段慢二簧，第三句“泪流脸上”之“流”字，按阳平声叫之余味甚长，“脸上”之“上”字的系上声，以菊仙苍老之喉咙唱来亦甚悠扬不现痕迹。又第四句“难配鸾凰”之“配”字为阴去声，故叫得切实。至“鸾凰”二字有时亦唱作“鸳鸯”，“凰”系阳平声，“鸯”系阴平声，“凰”字下可以耍腔，“鸯”字下则不能耍腔也。由此类推，无论二簧、西皮，凡字之属阳者始可用之于耍腔之第末字内，而字属阴者则当截然中止也。原板二簧《盗骨》词中之“我也曾征过了塞北西东”，此“东”字下不能耍腔者，以其为阴平声故也。又《空诚计》词中慢板西皮之“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此“坤”字下不能耍腔者，亦以其为阴平声故也。至于《卖马》词中“两泪如麻”之“麻”字系阳平声，故谭鑫培遂行腔其下，愈增凄凉之韵焉。
旧剧唱词大概用中州音、吴音、鄂音三种，此外又有二字，如“更”不读庚而读斤，“脸”不读捻而读简，谓为习惯音。然以予考之，庚、青、蒸韵可通用，而“更”字可作历字讲，譬如更事之名词即经事之谓，故“更”可以读经。至于“脸”字，明明系居奄切、音检，在俭韵中，其读捻者乃俗音也，剧中独用其古音，何足异哉？
上海入剧馆坐包厢看戏者多妇人与大商贾，位分固然至尊，风雅全然不解，那能真悟得剧中三昧？俗伶偶善两句花调，大标其名曰谭派以媚座客，座客听之而悦以为谭派即如是如是，果叫天自来，其行腔之花必较此更甚。及叫天果来矣，人震其名，亦果空巷往观矣，一聆其歌单简干净，乃惶然大骇，以为谭调必不如是，非叫天为伪者，即其不用心耳，不然，胡与我平日理想中之谭叫天、习闻之谭调异乎？于是叫天遂受此理想习闻之影响，知音寥寥，不能自见于上海，可悲也！
中国人之特性惟善于附和、善于模仿，附和之徒毫无主见，模仿之物亦不过得其形似。由沪人心目中所谓之谭调以推及于他事他物，固莫不中此病也。故中国今日文章、工艺，事事物物均无进步之可言，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尝见吴趼人所着小说，内载香港当初开埠时，华商到者寥寥，一窭人子穷极无聊，偶买得小儿玩物，以口吹“兵碰”作响，名为滴滴冻者计数十枚，携往香港，日坐于外人总会之门大吹之。一西人出见而大异，询每枚价若干，窭人子不善英语，伸一手指示之，盖言一文钱也。西人不知，以为一元，即授以一银币。及入口吹之，一吹便破，于是奔告同类速来研究此物。及众人至，均以为异，则争投银币购而吹之，有响者、有不响者，其能于吹响之人视不能吹响之人有傲色，而不能吹响之人遂大忿，解囊出巨金购多枚吹之，旋吹旋破无吝色，求其响而后已。然彼吹能响者亦为技不精，时有破损，故亦须时时补充。如是数月，外人尽能吹作“兵碰”之声，而窭人子之囊橐亦满载而归广州矣。此事虽近滑稽，然西人确有此好奇之心理也。
又闻乙卯年巴拿马博览会中有一中国人设摊卖水烟，尝独坐摊前，执水烟筒吹纸媒子使燃，烧皮丝烟吸之。一西人见而大异，向其借一纸媒子吹之火不能燃，遂亦邀朋引类共来研究，致劳及其着名理学博士亦亲来试验。博士至，虽能按物理学加以种种之解晰，使人悟明其原理，然其不能吹之使燃如故。足见西人随处留心，无一事不思求其真理也。国人惟知皮毛，不求进步，当恨自己之愚，莫笑他人之痴，斯可矣！
又闻有一善吹唢呐之华人，偶随贵人赴西洋，于舟中出唢呐吹之，西人均加叹赏，一德国人尤崇拜，请其为师授以吸气之法。后德人艺成，遂以善吹军笛名，且译中国《风入松》《破阵乐》等曲牌入德国军乐谱内。盖外人之善学有如此者，神而通之，变而化之。以视中国留学生仅知拾人牙慧者，真有霄壤之分也。
日本与我国同居东方，同是黄色人种，其发见西方之文明而学之也亦同一时代，顾今日而彼则蒸蒸日上，我则毫无进步可言，果何故欤？予初亦思之不解，后见英文《京报》揭载一英人之论说，解释此问题颇有充足之间题，特摘述之代我喉舌。
距今极远之时代，中国即以自己之文明嘉惠于自国毗连各地之野蛮人种。此等人种不知书写并不知计时，中国人乃以较高尚生活之理想传授之，俾脱离野蛮之状态。今日之所谓日本者，其初固在受教之列也。日本人之最初性质习惯，与婆罗洲食人喋血之丹克种族相差不远，直至受中国文明之教化始脱原人状态，知所谓法律，知所谓立法之人，知尊重圣贤之教训，知过去之历史，知世有较高于争杀攘窃之生活，知美术、学问、商业为平和之盾。凡兹种种，虽日本有悬河之口亦不能辩驳也。殆其后感觉西方文明之压迫时，日本已非复杀人喋血之种族，已遵奉中国之教范，又天性爱进取，知中国之文明虽能导人入于文化之乡而不能获取物质进步，向世界上争发言权，于是弃此取彼，一反掌间将承袭于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之原理已成为日本生活之一部者割而弃之，而别采用一思想完全不同之制度。于是为时不逾半纪，而日本在外观上固为一欧化的国家矣。顾中国亦同时学步而进行甚迟，其所以然之故亦不难知。盖中国文明之发展历数千年，蟠结于人心至为深固，日本取之中国非有先天之关系，根基浅薄，故一见有其他之文明即舍旧谋新，并无困难。至于中国则不然，国民生活之理想经数千年之演进，与日本当日得自外来者不同，外来之物掘之则易，本国产生之物，非经艰辛剧烈之程序不能别取他物以代也。
予抄此文一通后，于“日本受中国文明之教化”一语思得一事证实之。偶阅郑板桥《题画》有曰：“画家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予于此乃思及日本之画。彼日本旧式画不得不谓曰学自中国者，且其画家颇重写意一派，浓墨大笔乱画桃符，即自诩曰予善于写意，而其实乃不足博大雅之一哂也。此其故即原因于根基太浅，仅曾学我之皮毛又不肯下工夫先从规矩工笔上入手也。由此类推，凡日本所谓之文字、汉文学、诗词等等均莫不与其写意画相近，皆缺少中国浓厚之真精神，与英文《京报》所云实无一不合。偶闻人言，日本有一文学博士尝研究汉文，人询其何故用心如是之深，彼笑而答曰：“三十年后，予将入中国执汉文之教鞭耳。”嗟夫！我国人三十年后岂遂真无一人解汉文，而必远请颠倒文法之文学家来作我良教师耶，抑日人之言夸大不足信耶？然而须自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