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夫嫡之为嫡，二阿哥胤礽也。圣祖三立后，惟元后孝诚后有子，殇其一，名承祜，长大者一，即胤礽；后更无嫡出子。胤礽之立为太子，从立嫡古训也。其夺嫡也，先之以大阿哥胤禔，则用魔道，是以有第一次之废储。发觉以后，青宫复建，胤禔永禁，事在康熙中，处分已毕，不入雍正时兄弟相戕案内。继之以八阿哥胤禩之阴谋，内外党与甚盛，太子卒废。诸阴谋者亦为圣祖所慕，卒亦不遂所欲。圣祖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禵。胤禵为世宗同母弟。世宗于夺嫡事实无所预。而雍正间翦灭诸弟，辄牵涉胤禩夺嫡，而又非为故太子泄忿。就官书之布在耳目间者观之，惟觉其事外有事，所谓假手焉尔。故宫发现秘档，仍是用此为轇轕。而世宗所以有惭德者何在？因其内疚而激为残忍者何所变演？稽诸故牍，一一可见，初不在新发见之秘档中。世尚无能言其曲折者，用胪叙以与天下共见之。
今有一语应先声明者，凡历代《实录》所载，其直接关系帝王本身事者，为最难得实。嗣主得位，出于常轨之外者，往往故暴先朝之过恶而惟恐不尽，若金世宗之于海陵。明成祖之于建文，无论矣。即嘉靖之于正德，授受之间，本无仇怨，然武宗失德，直书于《实录》者独多。清一代自德宗以前，皆父子相承，有述作而无同异。故后王修前代《实录》，觐光扬烈，务使祖宗功德有大醇而无小疵。加以清之列帝，敬天法祖之盛心，超越往代。往代重修《实录》，为政治之变故，若永乐间之再修、三修太祖《实录》，为时君自掩其篡逆之罪。天启间之改修《三朝要典》，为大权落奄人之手，丧国本，而网尽清流。其改《实录》之举动，赫赫在入耳目，人亦得而注意之。清之改《实录》，乃累世视为家法。人第知清初国故皆高宗所删汰仅存，殊不知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其经蒋氏《东华录》所录者，固已异于王《续录》时所见之本，而王《录》成于光绪十年，偶一与《实录》库中之官本《实录》对勘，又删去重要史实甚夥，且非重要之史实，原无事乎删也。后于征引时当随文指出，今姑不及备举。但欲引《实录》而文为《东华录》所有者，宁取《东华录》，观者勿疑其用私家着述为因陋就简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月癸酉（二十一日），上幸南苑行围。”十一月戊子（初七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庚寅，“上因圣躬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恭代。皇四子以圣躬违和恳求侍奉左右。上谕郊祀上帝，朕躬不能亲往，特命尔恭代，斋戒大典，必须诚敬严恪，尔为朕虔诚展祀可也。皇四子遵旨于斋所致斋。”辛丑、壬辰、癸巳，皇四子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候请圣安。“甲午（十三日）丑刻，上疾大渐，命趣召皇四子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着派公吴尔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佑、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以上据王《录》，蒋《录》较简而事实无变动，不复载。）《实录》所书世宗得嗣帝位之由，以受圣祖之末命。圣祖末命，在崩御日之寅刻。至巳刻而世宗入寝宫，临病榻，圣祖尚能亲告以病势日臻之故（“臻”字世宗谕旨作“增”），则其语必甚详，非病革不能发言情状。又自寅至戌，历时凡八，其间已宣露天位之有属，岂不声闻于外，道路皆知，然按之世宗自述之谕旨，则不然也。
《大义觉迷录》有谕旨一道，因其为各本《雍正谕旨》所不收，又非《实录》所载，故不能的知其降旨之日，大约在雍正七年九月间，与颁布《大义觉迷录》之谕相连属。颁布《大义觉迷录》，在七年九月癸未（二十三日），此可以约计其日矣。谕中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致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佑、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世祖废后以后所立之孝惠后，未与世祖合葬，陵别名孝东）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痛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伏首臣伏于朕之前乎？”
据此则传位之遗诏，世宗于圣祖既崩之后，始由隆科多述而知之，而谓隆与诸皇子同以是日寅刻受诏，在世宗未至寝宫之前。何以既至以后，圣祖方口语便利，能缕述病势日增之故，而不一及付托之意乎？且是日世宗三次进见问安，则舒缓如平时之微恙护视，绝非将属纩时举扶迫切之态，圣祖可以自达其意之机会甚宽，而竟以大位相授一事遗忘不语乎？抑未绝之顷，犹守秘密而不告本人乎？若云秘之，则诸子知之矣，隆科多知之矣，独不使受遗之人得知，此岂在情理之内？又况允禩、允禟，世宗所丑诋为阿其那、塞思黑者，与夫允为世宗之三憾。世宗既言其久蓄邪谋，希冀储位，而今忽闻末命，大宝有属，又岂能代为守秘，而兄弟间若无其事乎？夫其兄弟间之不闻其事，亦于世宗谕旨证之。
《上谕八旗》，雍正八年五月初七日，怡亲王仙逝悲恸谕后，初九日又谕失此柱石贤弟，德行功绩，难以枚举。中有云：“又如果亲王在皇考时，朕不知其居心，闻其亦被阿其那等引诱入党。及朕御极后，隆科多奏云：‘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等语。朕闻之甚为疑讶。是以差往陵寝处暂住以远之。怡亲王在朕前极称果亲王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力为保奏。朕因王言，特加任用。果亲王之和平历练，临事通达，虽不及怡亲王，而公忠为国，敬诚不欺之忱，皎然可矢天日。是朕之任用果亲王者，实赖王之陈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