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尝任直隶之莱水者，言莱水每年收牛羊税约得六百两，而才报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县官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而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又税契一项，年可得数千金，而向只报一百两。廷杰为藩司，欲令尽归官，县官甚虑之，姑使人询天津何如。时某为天津，入见裕制军曰：“天津每年收税契三万，而报销只列数百两。然津地冲繁，公私各费，皆取给于此。今若尽归之，将以何给费？”裕制军曰：“藩司既必欲如是，吾亦不能与争，略增旧额何如？”某令曰：“愿增为八百，不知可否？”裕曰：“可矣。”令欣然，于是莱水亦只增二三百金云。
甲午、乙未，东征粮台报销费八万两。
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然领款极不易，必年余始能领足，分多次付，每领一次，则各人依成瓜分。每文书至户部，户部辄核以无有，再催始少给之，不如是则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厂因领款烦难之故，工价愈大，盖领得二成半者，较寻常工作，不过二成而已。
近来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万，太和门，至一百二十万。
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几才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戊戌因皇上将至津阅操，南苑亦预备大阅，造营房若干，报销一百六十万，而李莲英得七十万。太后尝命内务府大臣购灯数百盏，此大臣自恃慈眷未行贿。已而灯入内，内侍故污之以示太后曰：“某所办差乃若是。”太后亦怒曰：“毁之。”即时取数百盏灯尽碎之，狼藉满地。即宣此大臣入，令其拾碎玻璃，拾毕始止。
大内费用，由户部拨交内务府者，同治四年一案，定为三十万两。同治七年，又加三十万两。后内务府每年时向户部支取二三十万不等。至光绪十九年，户部堂官奏参内务府堂官，不能撙节。时福中堂为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堂官，出奏时照例违避，后均得处分。已而忽由内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
粤海关每年供用三十万两，杀虎口、张家口、淮安关所收税课，亦归内用。户部岁奉太后十八万，皇上廿万，名曰交进银。皇上之二十万，于二月初缴，太后之十八万则每节交五万，年下交八万。端节银于四月底交入，中秋银于八月初交入，其年下银，则于十二月初交入。
大内银库，存一千六百万两，太后处尚有三万两金。
太后发内帑银。惟戊戌春，赈四川灾五万两，为令户部先垫，而准在拨内务府款时扣回者。余则虽名内帑，实仍由户部发出。
同治二三年，忽内因乏用，令内监送金一箱，令户部派员至内领取。内监送至委员处，立即委箱而去，委员大窘。良久乃得一人，即托其回至部，遣人入内将箱中物取出，委员始得回。
同治七八年间，上尝手批至户部取银，户部见条付银，不敢核也。
宁苏杭州之织造，每岁发五百万两。
部匾
六部皆有匾，上书某年谕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某官，敬谨阅看某朝所立御碑。今各部多失去，其存者亦大率以纸糊之。前某部尚书某公，因署中大堂撤造及见之。旋查宫内所立碑，系专谕满大臣。大略谓“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呜呼！深远矣。
和┞
和任大学士，和┞在军机日，手持水墨画轴，韩城师见之曰：“贪墨之风一至于此。”又尝捉韩城手衤帝视曰：“状元宰相手，果然好。”韩城曰：“此手但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好处。”闻者凛然。
岳威信
岳威信公钟琪，由文改武，屡立战功。有诗集若干卷，尝过卢生庙，题句云：“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较之无病呻吟更为雄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