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祖纪第八
《明史李成梁传》：“万历十年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夺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而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一千三百，杲部遂灭。”
黄氏《建夷考》：“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内附。边吏贪攻执杀。于是抚镇以计非是，匿不报闻，乃奴酋故恨恨也。日与弟速儿哈赤厉兵秣马，设险摆塘。自三十四年贡后，以勒索车粮为名，遂不复贡。”
《清朝全史》第七节丁，据明人记录言：“二祖导李成梁攻古勒城。”又一书言：“叫场欲说阿台归顺，亲入古勒城。阿台不从，并拘留之。大兵围城急，他失因父在城内，思往救护，军中误杀之。叫场亦于城内被烧死。”又据明人记录言：“万历十六年，女真人有名马三非者，以太祖之祖父与图阿台，有殉国之忠，代请于朝升其职。言叫场、他失并从征阿台，为向导。死于兵火。”又第八节丙：“太祖与明之交涉，自二祖被害之日始，清纪录未可尽信。明人纪录，但言李成梁以当时所得他失之尸首，使其部夷名伯掉者持返。又取所得于其寨内之敕书及马匹，仍与奴儿哈赤。”云云。此尚大致相合。至称给以都督敕书，则太祖之任都督佥事，在万历十七年九月。距此尚有六年。《明实录》所载颇详。兹揭其大概如左：
九月丁亥，初授建州夷酋奴儿哈赤为都督签事。从前辽督抚按张国彦、顾养谦、徐元等之议也。其议曰：“属夷旧为我之藩篱，不外抚剿恩威，以为制驭。顾抚剿恩威之所加，亦在得其要领而已。所谓要领云者，因其势而用其强，加之以赏赍，假之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得慎固封疆之道。辽左西自山海，东抵开原，千二百里之间，朵颜三卫之夷，岁岁纠西北二虏为患。辽之所急，不外乎此。三卫之夷，不得称为辽左属夷。惟由开原之东北而南至鸭绿江，约八百余里之间，环东边而居者，皆为女真遗种，是为辽左属夷，所称东夷者是也。然今之女真，凡有三种：一为海西女真，故王台之族，今开原南北两关之夷是。一则东方诸夷之设卫者不一，以其领有建州，谓之建州女真。其极东则谓之野人女真。去边远，岁由海西至开原入市入贡，不为边患。先是海西王台，强而得众，北收二奴，南至建州，终身向化，东陲以宁。是时东夷之势，惟在王台，故使袭其祖速黑忒左都督之职，为东夷长。万历三年，以擒王杲之故，奉旨加授勋衔，与其二子并为都督，赏以金币，已又视西虏之例，加龙虎将军。盖王台之忠，固有足嘉，实由我皇上神机远览，得其要领，不惜赏赍之所致也。王台死而势分，逞仰二奴称雄于北，奴儿哈赤称雄于南。各恃其强，甘心于王台之后。王台之后不立，则是撤我藩篱，封疆于焉多事。是以在事诸臣，前曾力请诛二奴以安台后。台长左都督子虎儿罕，又继台死。其子歹商，袭父之职，守忠顺之世业，征北关而诛二奴。二奴之子那、卜二酋，思报父怨。台之孽子康古里为之内应。奴儿哈赤又连北关以侵歹商。以王台之忠顺，其后不绝如缕。歹商若亡，则南北诸酋相合，开原必危。臣等思存歹商，乃出大兵，抚剿互用。诸酋遂与歹商和，并请入贡。奴儿哈赤亦威畏，舍北关而与歹商通姻好，首先入贡。诸酋既转逆为顺，则我亦不得不变剿为抚，使畏与怀兼，庶藩篱可复。是以奏请罢兵而善其后焉。其后诸酋之贡皆入。即开原事已大定。惟建州奴酋，声势最盛。
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之王台也。既送还被掳汉人且及牲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而献其级。思慕朝廷名器，日益加切。查其祖父，于征逆酋阿台之时，为我作向导而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累世有劳，与小夷特起其名不正者有异。再查《大明会典》内一款云：‘建州毛怜三卫之夷，若有送回被掳之男妇者，许给赏。不愿赏者，量升千百户指挥。惟都督职名，则必留待有能杀犯罪夷酋，或执缚作恶夷人之功者。此监府巨典，所以示信外夷，安我封疆者也。’今录奴酋父、祖死事之功，与以都督，诚不为过。其本身曾斩献逆酋，尤合明例。”奏入，上从其请，与以都督佥事。是为奴贼受我之殊恩之始。
据此，则授官为经蓟辽督抚之会议，其实则由李成梁主动。成梁欲掩前滥杀之过，怂恿奴儿哈赤，藉贡夷马三非为奴乞恩，乃有此交议。盖边吏长奴，前此用种种藉名以金币结建州之心矣。《清实录》所谓岁币者即此。例如丙戌（万历十四年）条云：“明因误害二祖，自此岁输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以通和好。”是也。总之太祖乘其祖父之横死，以恣要索，观奏议文甚明。又自嫌其祖父曾在逆夷王杲部下，且与为姻家，故自与南关哈达通姻。又欲解明人之疑，自称佟姓，上表署佟奴儿哈赤，盖王杲籍右卫，佟姓则为左卫之通姓。其避时忌如此。明年万历十八年四月，贡京师，是为第一次入贡，并谢授都督之恩。时年三十二。又明年，以其有管束女真人之功，叙龙虎将军。二十一年十一月，又有第二次朝贡焉。
又云：“扈伦四部，哈达先亡。”太祖念明廷最眷哈达，乃以女妻兀儿忽太，并示保护。于是哈达旧有敕书，尽没入太祖之手。万历三十六年九月，以此混入建州敕书，胆敢充朝负之用。是为第三次朝贡。据旧籍：敕书之数，定建州五百道，海西一千道。万历十年前后，海西王台独占敕书七百道。台没，其部下以二百道投叶赫。又被夺者一百三十七道。哈达实存三百六十三道，归吴尔古岱（兀儿忽太）所有。太祖之得，总计多至八百六十三道。在王台盛时，不过兼并海西之敕书。太祖则兼并建州、海西二族，计数亦远在王台之上，礼部为之骇然。有侍郎杨道宾者，奏弹之，言：“女真必为将来大患，今不纠其不法，祖制将尽废。祖制废则边陲从此扰矣。”极论宜摈绝其贡，如成化初故事云云。明廷不加拘执，仅移牒辽东，严其验放，毋令敕书混进。俾仍安然还建州焉，宁非可怪！自此以后，朝贡遂绝。
按敕书冒混之事，《清朝全史》第六节言：“哈达及叶赫之发达时，明之治边，已有迁变。其始从马文升之献言，定女真袭职之法颇备。据《抚安东夷记》所述，当时存于兵部之女真人底簿，尚能用彼国语言审译，易辨授官之始末。至玺书续给时，仅改舍人之待遇，仍系彼等之欢心，信有大效。以是历弘治、正德、嘉靖之初，明与女真之交涉，虽不见胜，亦未至危险。由嘉靖末至万历初，女真形势大变，玺书与本身，竟无查验之法。对边之策，必须大加改革，明人颇以为言。其时既未有良法，女真人玺书之卖买，遂尔风行。豪强兼并，及于他部。据《东夷考略》：“永乐以来，海西一族所得敕书，由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南关强盛，独得七百道。北关不及其三之一。迄于后日，清太祖朝贡之时，混入南关敕书三百六十三道。明廷但谕无得兼并而已。”永乐之遗策，至此扫地无余。其以兵力兼并者，更无抑止之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