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七十又八品，仲景一二方剂，俱使用之，故无所取其征者。如彼粳米之于白虎汤、附子粳米汤、竹叶石膏汤、麦门冬汤七证也，小麦之于甘草小麦大枣汤证也，赤小豆之于瓜蒂散证也，胶饴之于大小建中汤二证也，鸡子白之于苦酒汤证也，矾石之于矾石丸、硝石矾石散、矾石汤三证也，土瓜根之于土瓜根散证也，干苏叶之于半夏浓朴汤证也，瓜子、瓜瓣之于大黄牡丹皮汤、苇茎汤二证也，皂荚之于皂荚丸、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二证也，蜀椒之于大建中汤证也，秦皮、白头翁，
皮之于白头翁汤二方证也，山茱萸又薯蓣之于八味丸证也，是所以其日用试效者也。虽然，皆在于成方妙用如何而已，不必在于取一味一味之功，则又无所以取其征者。故东洞翁于此七十余品，盖阙如，但粳米之于方也。凡七首，此物之于民食也，其美与锦比焉，其功亦所以最大者，故又治其疾病亦多其功。而本草不载此物者，何哉？惟陶弘景《别录》，始载粳米治病之功，曰∶益气，止烦，止渴，止泄。不过此四功也。
盖仲景之用粳米也，白虎汤三方证曰∶大烦渴，或曰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或曰口燥渴，或曰渴欲饮水，口干舌燥，或曰热骨节疼烦。竹叶石膏汤证曰∶逆欲吐。麦门冬汤证曰∶大逆上气。大逆者，上逆也，上逆则必烦渴，烦渴则舌上必干燥，是粳米有止烦止渴之功也。
桃花汤证曰∶下利。又曰∶下利不止。附子粳米汤又能治腹痛下利，是粳米有止泄之功也。
故陶弘景尝见此数方之证，以为粳米止烦止渴止泄也。益气者，是道家言，非疾医之事矣。
近世称古方家者，以为民生常食之物，安能治彼病毒矣乎？是未知粳米之功，取征于此七方也。夫粳米若作谷食，则实为氓民生命，作之药物，则又足以为治病大材。犹生姜、大枣、作之菜果，则足以养性；作之药物，则大有力于治病毒也。虽然，仲景之用粳米也，有其主治，未可悉知者，唯存而不论亦可也。肘后方有粳米一味，治猝腹痛之方。由此观之，又附子粳米汤之治腹中雷鸣切痛，桃花汤之治下利腹痛，亦似偏取粳米之功矣。犹小麦之治急也，如彼白
酒，则中华人家常所造酿者也。经日易损，故不能久藏蓄之。我邦饮物，未尝用白酒矣！故无敢造酿者，假令医家虽欲常藏蓄之，未能每每酿之，则岂得备于不虞矣乎？苟亦每每造酿之，不堪其费之多也，故若遇胸痹之病，则白
，其何所取之？是我古方家之所叹也！呜呼！皇和与中华土宜之所然也，我其无如之何而已，此外若有往往试之者，俟他日之论定考征云尔。
安永戍初夏十二日
附言十七则属性：仲景之方之有征也。药亦有征，东洞先师尝有药征之举，大行于海内，始开天下古今之人之眼目，非如后世诸家本草之书之墨墨也。呜呼！天下古今，何其诸家本草之书之墨墨也，是实耳听之而目不视之者之言也。墨墨亦宜乎哉？故其书之伙多也，虽汗牛充栋，亦何征之有？是其所以为墨墨也。
古者，本草之书之出也，阴阳服饵之言也。陶弘景羽之镞之，深入天下古今之医之肺腑，陶实为之KT
矢矣。夫晋唐以降之为医也，盖以二家之言，别立医之方法者也。故其为方法也，不之服饵家，则之阴阳家，又何医治之有。仲景之方法，于是乎亡，又何征之为？呜呼！药之有征也，二千年来，始有先师之举。呜呼！天下古今，别有其人乎。
晋唐以降之方之存也，有若《肘后方》，有若《千金方》，有若《外台秘要》。其方垂数千，今欲取之而征之于其法。无一可征之于其法之方。何其无一可征之于其法之方耶？
无药之可征之于其证之方也。无药之可征之于其证之方，则无方之可对之于其证之法也。方之不对于其证也，病何以治哉。苟施其方而谓之治者，非偶中则病自愈之时，与毒自静之时也。医人其着眼于此，则疾医之道，明明察察。
王叔和尝撰次仲景之书云∶未知其是否，盖所谓撰也者。撰择仲景之方法，于己之臆度者也，所谓次也者。相次自家之方法，于仲景之书者也，是《伤寒杂病论》之所以搀入附会也，隋唐之医之所以不能辨别分析焉也。葛洪之作《肘后方》也，孙思邈之着《千金方》
也，王焘之辑《外台秘要》也，皆不知取之于仲景氏，而取之于叔矣氏。《伤寒杂病论》之不显也，职是之由。天下之为医者知视仲景氏之方法于三子者之书，而未尝能知视仲景氏之真面目，于《伤寒杂病论》尚乎哉！至赵宋之时，藏一本于御府。天下之为医者，未尝能知有仲景氏之方法矣，故未尝能知仲景氏之为何等者。当此时天下之为医者，知仲景氏之言之一二有存焉，而未尝能知仲景氏之方法之全然有存焉，又未尝能知仲景氏之医之为古之疾医之遗矣。又当此时天下之为医者，别立医道于己之臆度，是汗牛充栋之书之所以起也。呜呼！
当仲景氏之书之不显之时，而别立医道云者，则不得不取之于己之臆度矣。至开宝治平之际，而仲景氏之书之再出也，摹印雕版，颁行天下。于是天下之为医者，虽知有仲景氏之方法，视仲景氏之书，亦犹己之臆度之医道矣。我今于林之校正，成之注解乎见之，于是仲景氏之方法之与赵宋氏之医道者，混淆焉。泾渭不分，淄渑不辨，遂至今之医流矣。
圣人既没，大道乖矣。七十子已死，大道裂矣，当春秋战国之际，圣人之大道，与天下国家，共分崩离析矣，岂得不命与数矣乎。呜呼！圣人之大道犹且然，况于小道医之为术乎。
世之无圣人也久矣，我无所取于正矣。呜呼！我不能取正于圣人之道，则我其不可不取征于圣人之言。苟不取征于圣人之言，则言皆不得不取之于己之臆度。事亦然，于是乎圣人之道将坠于地矣。医之为道亦然，苟不取征于仲景氏之言，则言皆不得不取之于己之臆度。
事亦然，夫言也者法也，事也者方也。《素问》、《九灵》之说，医也理也。本草之说，治也妄也。妄之与理，君子不根据，故彼书之说医也，其谓之存炎黄氏之遗于十之一二则可也，谓之炎黄氏之道则惑也。故如彼书，又无有方法之可言。则后世之有方法也，苟不取之于妄之与惑，则不得不取之于己之臆度矣。仲景氏没后，天下古今之为医者，滔滔皆是。所谓晋后之医者，伪统乎哉？故先师独取征于仲景氏之方法，以开二千年来眼目者也。呜呼！《药征》之为书，不亦伟乎。
先师者，非文儒之徒也。故其着书也，不为修辞，不为文章，其意唯在于辨古人之妄，释今人之惑而已，故言皆系于事实。先师尝谓参互而考之次之，以古今误其药功者，引古训而辨之，是以先师之为《药征》也。仲景之方，取征于仲景之法，仲景之法，取征于仲景之药，方法之与药，无一所违戾者。余故曰言皆系于事实，何其修辞文章之为。世医之诋斥先师也，以文章修辞者抑末。今余之于此编亦然，余也性实，拙于文辞，取笑于大方，亦所不辞也。
余之为医也，陋且拙也，岂足奉东洞先师之教，以修仲景氏之术乎？虽然，余也从事斯方三十有余年于兹矣。余之为医也陋且拙，亦岂无所不熟十之一二乎哉。余也自尝修仲景氏之术，不加减于方，不出入于药，唯随其证而治之耳。呜呼！余之为医也，陋且拙，亦岂无所不愈十之一二乎哉。如余但奉先师之教，以建方之极，取药之征者也。故今所征于此之药者，是皆所征于日用之病者也。夫今之为医者不然，不自惮之甚，妄意加减于方，出入于药，宁知方法之有规则乎哉？是余之所畏也。
东洞先师，常用所征本编之药，凡五十有三品，余亦于此品，而所以征之，得其征者也，无复异论矣。先师之言，至矣尽矣，吾岂有所容喙哉。今此编所载十品，附录七十有八品，十品者常用之物，而本编所不载也。是乃余之常用所征，而所得其功效者也，是所以私窃补先师之遗也。又未尝取之于己之臆度，而所以征之于日用之事实，试之于日用之证候者也。呜呼！如此数品，先师岂有所不征乎，盖未终之而没者也。噫，可惜乎哉！余之补之，有所大惮于先师者，世之君子，其谓之何哉。虽然，余也其不言之，孰又言之，余也死矣，此言已矣。呜呼，余之补之，唯不免狗尾续貂之诮是惧。
续编十品，先师日用所施之物也。本编不载其功之与征者，何也？是前所谓盖未终之而没者也。惟蜀漆之助牡蛎龙骨而治动之剧也，蜜之缓诸病之急而助诸药之毒也，是余之所常试，而古今医人所未尝言及者也。余之执斯方，三十年之尚矣，岂无一二之所得矣乎。
明者其试诸。
之为虫，我邦未产此物。二十年前，余再游于先师之门，先师出一头示余。余又得一二于直海元周之所，余遂赠之先师，先师喜而藏之，然则先师未尝得试虫之功效矣。
尔后余多得之，于是余先试之内人之病，而有效焉，后又试之于他人之病，而有效焉，此时先师既没。噫，我邦试虫之功者，余于先师之门，为之先登，故今着之。
粉之为物，赵宋以来，未尝得其的实之品。故医者误治甘草粉蜜汤证者，不为不少。
余今订之诸书，而始得其真物，又始得治其证矣。
白酒之治胸痹之病也，唐宋以后，诸书所不载也。余又订之，而得其造酿之法矣，胸痹之病。其自此有治乎哉。
先师尝谓余曰∶吾自唱古疾医之道，数十年于今矣，游我门之士，不下数百人，虽然，有传方之人，而无传道之人也，吾子其勉。余自辞先师二十年于兹矣。余尝知受业于东洞之塾者，亦不下数十人，余又见其人，无一人不口先师之医者，然未尝闻有得先师本旨者。若有其人，亦或有专长于下剂者，或有纯执家塾方者；或有二三执仲景之方，七八取唐宋之方者，或有取己之臆，负东洞之教者；或有学无其力，业无其术，称古今并执者；其次者，或有一端，称奉东洞之教，终行后世之方者；或有谓东洞之教，偏于古而不知今者；或有谓东洞之术，便于痼疾，而不宜于平病者。如此抑末，不足以挂以齿牙矣。夫以我藩推之海内皆是矣乎，以余之所见推之，余之所未见亦然矣乎，是余之所长大息也。要之是皆虽曰奉东洞之教，亦不能实读仲景之书者也，可胜叹哉。呜呼，仲景之方法者，执之知之，则不能不为之。不能不为之者，知之者也。不能为之者，不知之者也。先师没后，仲景氏之方法熄矣，仲景之书者，古之疾医之遗也，天下古今，知之者鲜矣。其不知之，故人人有异说，或有以《素》、《灵》解仲景之书者，或有以晋唐医学，说仲景之书者，近世或有以名与数，解仲景之书者，或有取己之臆，辨仲景之书者，要之是又不知仲景真面目者也。苟欲知仲景真面目，请在达于仲景方法，而后施之于今日日用事实而已矣。
余尝为门徒讲《伤寒论》，听者百余人。余之讲《伤寒论》也，一一取征于仲景之规则，一一取征于仲景之方，一一取征于仲景之法，一一取征于六经史子，一一取征于两汉以上之书，一一取征于某书某篇某人某言以示其事实。余于是谓门徒曰∶仲景氏方法者，古之疾医之遗也。苟不经圣人制作之手，安能有此方法乎哉？故其道也正，其方也正，其法也正，其术也正。无所不正者，其不正者有之，此为后人搀入。今之为医者不然，不知执仲景氏之方法之正，不知学仲景氏之治术不正，此反正之徒也。今其取反正之方法治术，以奉此于君之与亲者，不忠之臣也，不孝之子也。噫！己不啻不忠不孝，而使人之臣子不忠不孝者，其谓之何哉，医者其思诸。
先师之作《药征》也，改稿凡七，余尝得宝历之本是也。二十年前斋游于京师，因请正于先师。先师谓余曰∶此本实属草稿，为门人所窃去者也，正本今在于纪州，虽然是亦余之所草也，吾子宜见大体，岂在于文本章句之间乎哉。
而西归，后又得安永之本修夫氏定正之本也，余又别有定本，以余之所闻于先师订之。天明五年乙巳之夏，京师有上木之役，余之定本，不敢出之。
续编及附录、定正、考索、十易裘葛，安永戊戌初夏，始脱其稿。虽不能得先师订正，天明七年丁未初冬十二日村井大年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