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
与辛幼安
古人未尝不言宽。宽也者，君子之德也。
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无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无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则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为仁，去不善乃所以为善也
夫五刑五用，古岂乐施于人哉？天讨有罪，不得不然耳。
“罪疑惟轻”，罪而有疑，固宜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谓罪疑者也。使其不经甚明而无疑，则天讨所不容释，岂可失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使在趋走使令之间，簿书期会之际，偶有过误，宥之可也。若其贪黩奸宄出于其心，而至于伤民蠹国，则何以宥为
六
与傅全美
古之学者本非为人，迁善改过，莫不由己。善在所当迁，吾自迁之，非为人而迁也。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其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
过者，虽古圣贤有所不免，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惟其改之而已。
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则当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
与傅子渊
夫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谓：“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读书者多忽此，谓为易晓，故躐等凌节，所谈益高，而无补于实行。
善与过恐非一旦所能尽知。贤如蘧伯玉，犹欲寡其过而未能。圣如夫子，犹曰“如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渊所谓迁善改过，虽无一旦尽知之心，然观其辞意，亦微伤轻易矣。
孟子所谓集义者，乃积善耳。《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荀卿积善成德之说亦不悖理。若如近来腐儒所谓集义者，乃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也。
与傅圣谟
必谓不假推寻为道，则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者，为非道邪？必谓不假拟度为道，则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者，为非道邪？谓即身是道，则是有身者皆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颜渊问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辟杨墨，自比于禹之抑洪水。此皆圣谟所宜以为标的者。文字间又何足以汩没圣谟乎！
大抵学者且当论志，不必遽论所到。若其所到，则岁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缓急，气禀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钝之殊，特未可遽论也。
已知者，则力行以终之；未知者，学问思辨以求之。如此则谁得而御之？
与包详道
行之不肖者，则或耳目聪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能通达；其习于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
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巧者之所辩，浑然曾不能知。甚至于如荀卿所谓“门庭之间，犹可诬欺焉”。一旦骇于荒唐谬悠之说，惊于诡谲怪诞之辞，则其颠顿狼狈之状中胜言哉？正使与之诵唐虞之书，咏商周之诗，殆亦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谓丘垤为嵩华。况又杂之以不正言，亦安得而不狼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