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近时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志向之专，践行之笃，乃汉唐所未无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谓盛矣。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之能信其浩浩；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说，讵
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
故道之不明，天下虽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达。困于闻见之支离，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若其气质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付会，蠹食蛆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可胜道！方今熟烂败坏，如齐威、秦皇之尸，诚有大学之志者，敢不少自强乎？于此有志，于此有勇，于此有立，然后能克己复礼，逊志时敏，真地中有山，“谦”也。不然，则凡为谦逊者，亦徒为假窃缘饰，而其实崇私务胜而已。不为此等眩惑，则自求多福，何远之有？
道非难知，亦非难行，患人无志耳。及其有志，又患无真实师友，反相眩惑，则为可惜耳。凡今所为汝言，为此耳。
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耳，故曰“周公岂欺我哉”？与李省此学之不明，千有五百余年矣。异端充塞，圣经榛芜，质美志笃者，尤为可惜。何时共讲，以快此怀。未相见间，偿有所疑，以片纸寓诸邮筒可也。
古先圣贤无不由学。伏羲尚矣，犹以天地万物为师。夫子生于晚周，麟游凤翥，出类拔萃，谓“天纵之将圣”，非溢辞也。然而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生而不知学，学而不求师，其可乎哉？
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师曰弟子云者，反以为笑。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
学者知求师矣，能退听矣，所以导之者非其道，此则师之罪也。
鄙文篇录往，幸熟复而审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实，乃所愿望。
二
与王顺伯大抵学术有说有实，昔之有是说者，本于有是实，后之求是实者，亦必由是说。故凡学者之欲求其实，则必先习其说。既习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实者，有徒得其说而不得其实者。说之中又有浅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纯驳，实之中亦有之。
论三家之同异、得失、是非，而相讥于得与不得，说与实，与夫浅深精粗、偏全纯驳之间，而不知其为三家之所均有者，则亦非其至者矣。
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
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
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其教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
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
今习释氏者，皆人也。彼既为人，亦安能尽弃吾儒之仁义？彼虽出家，亦上报四恩。日用之间，此理之根诸心而不可泯灭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为教，非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为深造其道者轻重。
他人则容易被圣贤之学耸动，虽不知其实，往往以其名而赴之。某非敢使尊兄窃儒者之名以欺世。
杨墨告子许行之徒，岂但言说？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辟之者，以为其学非也。
伊川先生有曰：“释氏只是理会生死，其他都不理会。”近有一前辈参禅，禅丛中称其所得，一日举伊川先生之言曰：“某当时若得侍坐，便问道‘不知除却生死外更有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