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拥有大量资本的农场主所采用的最先进的耕作制度，不可能从土地上生产出象每个人耕种他自己一小块土地的小所有者所能获得的数量一样多。可是从前一种经营方式中取得的大量净收入有利于资本的增加并必将导致制造业和商业的增长，从而完全可能最终生产出比另一种耕作制度在相同时间内所能获得的总产量更多的总产量。确实，这一产量中的产品品种至少在最初将是各式各样的，它将包括更多制造的财富和较少农业的财富。
但由于前者的大部分将运往国外交换谷物、原材料等等，因此到商业完成它的工作时，也就是当生产全部完成时，该国的两种财富之间所存在的差别比最初设想的要小。
因此，凡是有利于增加净收入的一切因素，归根到底也必然会导致农业和制造业总产量的增加，尽管大部分农产品也许不是本国生产的。
可是，企图否认某些阶级，例如雇主一资本家和大地主，为了增加净收入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倾向所带来的极为严重的恶果，是枉费心机的。为了提高地租或利润而采取的一切改变，例如流动资本之转化为固定资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无不降低年产量和减少整个社会使用的劳动量，从而损害了工人阶级。农业中发生的这种变化则具有使一部分现存的农业人口过剩的特有趋势，从而使他们的人数由于贫困而变得稀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现象是长期的，在另一些场合则可能是永久的。所以许许多多人被迫迁居城市并一心想在其他生产部门中找个职业。如果在不同的制度下，那未他们在农村中本来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姑且不说他们与完全改变职业相联系的痛苦，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信，以牺牲农业人口为代价而使工业人口增加到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经济上的种种弊端，看来是同工业人口的过分增加分不开的。
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农业制度的某些改变，在它们确实大大减少土地总产量的同时，甚至并不一定增加上地净收入的总额。把谷物地变为牧草地就是这种改变之一。因为通过这样一种改变提高了地租，而从土地上取得的全部净收入却并不一定因此而增加。这是由于，如果增加了前一种收入，那未现在能够用来投放在农业上的资本就要比以前少，实现的利润量也必将减少。因此，地租和利润一起组成的总量不仅不比过去多，甚至可能比过去少。
有人一定要说：像这样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本，总会找到另外的投资场所。
我并不想否定这一点。但我们还得承认，这种资本至少丧失了一种有利的使用场所，而且从整体来看可能也是对人民的幸福最为有利的使用场所。此外，还有一部分资本是与土壤那样地混合在一起，以致无法把它同土地分开；而其余的资本则在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生产部门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种形态上的变化，使它在价值上很可能蒙受相当大的损失。可是，如果这种资本属于农场主而不属于地主，那未在租期届满时，采用新制度可能对后者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造成什么样的损失，都不可能使地主受到影响。
总之，如果现在可以用比以前更少的资本来经营农业，那未不仅农业劳动者阶级，而且还有农业资本家都因这种改变而受到损失。相同的资金早先只能满足一块中等大小土地的各种需要，而现在必将可用来装备一个土地面积大得多的农场。因此，农场的数目必将减少，而现有的一部分承租人也将完全失去职业。①因此，谷物地之变为干草地或者牧草地，必将具有牺牲农村人口而使城市人口激增的特有趋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农业劳动者而且资本连同它的所有者必将被迫从农村流入城市。这种后果也必将是持久的。
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上述的变化在整个大不列颠将日甚一日地继续发展下去。从国外运进粮食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从国外运进干草、鲜肉和鲜奶，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和昂贵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牧草地必然逐步代替谷物地。在地租一章中，我们已经知道，在大不列颠，如此普遍的大地产所有制非常有利于这种改变，从而促进了土地上使用的人数的减少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工业人口消费的肉食品大大超过农业人口的消费量。他们很容易顺从的这种变化，非但不能使他们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节俭起来，却反而促使他们浪费和奢侈。在工资收入有保证的时候，由于他们不知道这种收入能维持多久，储蓄似乎不太值得，他们决心至少在眼前要享受一下。此外，非常艰苦的劳动和劳动中令人厌倦的单调乏味，就使得作一些补充和调剂更为必要。
人的生活不能没有一点欢乐，日常的生活条件越是艰辛劳累，他就越是时时感到需要有某种破例的兴奋。紧张的劳动和无所作为导致相同的结果。纵欲①
这一用语是从施托尔希先生那里借来的。
一方面可消除厌倦；另一方面可暂时恢复耗尽的体力，减轻生活上的劳累和单调乏味。②因此，在工业城市中，工人酗酒的讨厌景象时有所见。只要他们的工资许可，他们常常纵情享受昂贵的饮食。由于这些奢侈生活习惯的盛行，在城市中劳动人民所消费的肉类远比农村为多。此外，农村中的劳动者不能正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那未容易地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少量肉类。如果农民自己是土地所有者或者是小佃农，毫无疑问，他们总是尽可能靠他们小农场上的产品来维持生活，而这种产品由于前面已提到的那些原因，主要是植物类产品。
因而，工业人口的增长确实造成了对鲜肉的更大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把谷物地变成牧草地，更不必说制造业主迅速增长的财产以及由此出现的中产阶级人数和财富的增加，使各种农产品，尤其是使干草和鲜肉的消费量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如前所述，干草和鲜内的价格往往比粮价上涨得快得多，从而大大促进了相同的改变。
根据这一切，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呢？概括地说，就是下面这些：象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国家，有利于工业人口而不利于农业人口增长的趋势是那样地强烈，因此立法机关的政策就不应该再进一步促进这种趋势。毫无疑问，要是没有地产的极端集中，它们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一定比目前要小得多。现在人们从工业人口过度增长中所感受到的无论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弊病都是非常严重的。工业人口愈多，为国外市场制造商品所雇用的人数在这一阶级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大，从而他们的生活来源必须部分地依靠这些商品在国外的销路，部分地依靠从遥远的海外不断进口食物来解决。我们姑且对进口食物一事不如评述，只要指出，即使我们同意这样的假设，即如果有支付进口食物的收入来源就不可能有供给缺乏的危险，但是这些收入来源还是易于为各种意外事件所中断。战争、关税壁垒、尤其是工业国的竞争以及现在进口这些商品的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国外市场比国内市场具有更为不稳定的趋向。而时尚的变化则非常容易引起对制造品需求的波动，甚至在本国国内也是如此。把上述那些不稳定的原因与时尚的变化加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对那些主要为别国生产的工业部门所面临的极大的不稳定，就会有某种足够的估计了。
马尔萨斯先生曾说过，不能认为卡罗来纳生产的棉花运往利物浦，再以它的成品向美国出口是一种自然而持久的状态，因为美国为自己制造的时期一定会到来。同样的看法也可适用于其他国家。非常明显，除非大不列颠有某些特别有利的自然条件，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将永远以比有关国家生产的商品更为低廉的价格，把制造品供给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更没有资格去设想没有其他人能够和它竞争，并以同样低廉的价格供给邻近的或
者相隔很远的国家。如上所述，除非大不列颠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拥有某些无可匹敌的、天然的有利条件，那未这种说法至少是正确的。大量廉价的煤也许是它在世界各国唯一着称的自然资源。至于卓越的劳动分工和机器的巨大改进，虽然它们如此有助于降低商品的价格，但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为外国所采用。的确，自上次战争结束以来，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所作出的迅速进展足可证明这一论点是正确的。特别是法国，20
年来所有棉织品的价格②这种人在英国叫做地主代理人或地产管理人，在苏格兰则称为农场管理者。
均已大大下降。此外，欧洲大陆尚待发现的煤矿也是可以弄清楚的。有充分理由可以确信，在许多至今尚未开发的地区都有煤，而只需利用资本把它开采出来就是了。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南部，甚至现在就已获得了大量的煤。在北美，煤已得到了利用，并且据说蕴藏丰富。许多地区也可充分利用水力并已取得显着的经济效益，鲁昂的大部分制造厂就是使用这种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