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册一一○面六六、○○○字）一卷，查继佐撰。继佐（初名继佑，以试误继佐，遂仍之）初字三秀，更字友三，号伊璜，又号与斋，别号东山钓史或钓玉；浙江海宁人，明崇祯癸酉（六年）学人。南都溃，鲁王监国绍兴，授兵部职方。兵败归里，更名省，字不省；嗣开敬修堂，聚门人讲学。尝人粤，隐姓名为左尹，字非人（实为名号之瘦词）。清康熙元年，罹南浔庄氏史狱，幸而获免。本书原题左尹非人撰，即在此以后所作。书记监国鲁王事，用编年体；始于郑义兴，终于张阁部。其间与郑成功之关系，并有较多之记载。本书转刊自张氏“适园丛刊”第一集，原题签为“鲁春秋附北征纪略、使臣碧血”；“北征纪略”（张煌言撰）、“使臣碧血”（不着撰人）两种今仍刊书末，作为“附录一”，注明“原附”。此外，今又将新自民国四十八年在金门发见之“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并刘占炎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墓记”（节录）及胡适先生手订“跋金门新发见皇明监国鲁王圹志”三文收录，作为“附录二”，注明“新附”。
作者着述甚富，有关史事者：曰“国寿录”、“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等多种。“罪惟录”己另选辑，见第一三六种“罪惟录选辑”篇；“东山国语”亦已另刊，见第一六三种“东山国语”篇。
这本查继佐着的“鲁春秋”，转刊自“适园丛刊”第一集；原题签为“鲁春秋附北征纪略使臣碧血”，并注有“查东山稿本”字样。按查继佐字伊璜，自号东山钓史；海宁人，明季举人。南都败，鲁王监国绍兴，授兵部职方，历主事兼监军御史。清初，罹庄氏史狱，幸而获免，乃隐姓名为左尹，字非人。其参与浙东兵事，在本书中即以隐名代之。查氏门人沈起（亦见于本书中）序中所谓“渡小亹、战檀山，获其大丑，则隐存东山之字’，盖即指此。本书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原题左尹非人撰’。兹将着者真实姓氏补上，并在左尹非人序前冠以“自序”字样，以存“庐山面目”。书首原有着者裔孙熙台（世澧）识语数行，并经移刊正文之后，俾符其‘略书数言于卷末’之意。至所附“北征纪略”已署名张煌言（苍水）作，而“使臣碧血”则未着撰人。
本书所记明末监国鲁王始末，由于躬与其事者执笔，当较信实。关于鲁王与郑成功间的关系，本书中有较多纪载。“明史”有“成功沈王于海”之谬，周凯已于“明监国鲁王墓考”及“明监园鲁王墓碑阴”两文（见“台湾文献丛刊”第八二种“内自讼斋文选”）中辨之详矣；本书所记，自为有力佐证之一。
再，前年八月间在金门并已发见“鲁王圹志”（全题为“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堪称为鲁监国一篇简要信确的传记。兹特附于本书之后，不但为录存这一重要文献，且可藉以订正本书少许纰缪。同时，并将刘占炎的“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墓记”及胡适的“跋金门新发见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录入，以供参考。以上三文，均经适之先生亲为校对，并有所改正。他就其原着，删去了两行，用红笔在旁边写了“我错了”三个大字。这种精神，本是现代做人、做事的起码条件，但在“死要面子”的我们旧社会，却是难能可贵的，故特“表而出之”，希望起点示范作用。
本书原本颇有错字，例如“自序”中‘鲁开国王檀’之“檀”误作“权”，‘再传肇辉’之“肇”脱、“辉”误作“辉”，‘六传颐坦’之“坦”误作“垣”（以上据“明史”可证，但着者另一着作“罪惟录”则无误）；正文中鲁王勋旧王忠孝、纪石青（许国）、沈复斋（佺期）之“王”、“石”、“沈”三字分别误作“黄”、“日”、“林”（“罪惟录”同误）。凡此，不一一列举，均经改订。（千祥）
皆知宣尼以“春秋”存鲁，曰鲁至汉兴犹后服。岂知宣尼以其“春秋”存鲁，实存周；曰“周礼”在，鲁至汉兴犹后服。如是，“春秋”之所维系大矣。且也，焚坑之后，伏生以长年所口授“尚书”，周平王而下，即载“伯禽誓师”之词，则明以鲁继周。如是，鲁之所维系亦大矣。顾伏生之口不及“春秋”，而迨鲁恭王时，仍出之孔壁；则鲁实又存“春秋”，诸国莫能及也。
明兴，作“春秋”者之五十六代裔孙希学，率曲阜令希章谒军门时，其父克坚犹祭酒元大都也。是故鲁后服，则二生不肯行；鲁先服，则二裔希学、希章朝请勿后。准于“窃取内外”之义，先后非有殊旨。鲁开国王檀，文弱早世；再传〔肇〕辉，贤；六传颐坦，尝药祷代，丧葬如礼，捐田湖业贫民，有诏褒可，似皆闻诗礼之训者，则今监国王父也。监国立四日而奔，奉后服之遗教，辨药天台。昔鲁哀借越，适以滋祸；而在监国，则因越而克延其祚。势既不同，时有独切。于是“窃取”之义大彰，而吾道以南，名节炳烁伙不可数，为古有道之朝远不逮。自长河以遥、暨大江以北，虽多秉负殊特，顾未有如会稽君子以六千击楫起，则自文武大小诸臣以及儒生、布衣，下至隶卒、商贾、优娘、氓丐，咸愿为故人死，死数十年未既也！使非鲁、非鲁之义兴、非鲁之义兴与其共事，则诸抱忠荩无算，而或以无所感激，遂至于时去势移，渐忘其效节而等于齐民者岂少哉？是故存唐者鲁也，与延平共事而姓犹存；存桂者鲁也，有阁部煌言之底节而历犹存。
嗟乎！“鲁春秋”，岂鲁之“春秋”已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左尹非人氏识。
以“春秋”归鲁，无论非作者之意、亦非古之作者之意，至不得已而大书“鲁春秋”，此则作者之意也。作者既已其意归之鲁，吾乃可得而言之矣。
夫书必有所以为始终，合二百四十年、列十二公，托始于“春王正月”、终于“西狩获麟”者，昔之为“鲁春秋”也；统十七年、奉一监国，始于郑义兴、终于张阁部者，今之为“鲁春秋”也。以隐公纪年而旁注“周平之四十九年”者，是周存于鲁；以监国纪年而分注隆武、永历之先后者，是唐、桂存于鲁：此“春秋”今昔之所同也。“春秋”主因，因则取史之旧文而修之，且备载齐、晋霸业之盛衰以示警戒；“春秋”遂复主创，创为国书，专纪鲁事，而不特书闽、粤之情势以一机宜：此“春秋”今昔之或异也。经始于“春王”，而传追序交质之文；义始于郑义兴，而事先书陆行人等之节：此“春秋”之兼传以从同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立乎定、哀以上，指隐、桓直书于前，必微辞于后者，为尼山之书；所见一辞、所询一辞、所征询又一辞，立乎乙酉以下，纪辛丑江东为倡、江南为应者，为东山之书：此“春秋”今昔之同而不尽同也。会夹谷、归三田、堕费堕郈，则不书尼山之名；渡小亹、战檀山，获其大丑，则隐存东山之字：此“春秋”今昔之所独异也。古者，王朝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或贬贵而书名、或褒贱而书字；今则公侯以及氓庶有关神器之存亡者，必尽书其名：此“春秋”今昔不得不异者也。古之立言，但贵人事，上合天心，虽录变灾而略于事应；今则历叙艰危，不书天变，人心不死而鬼神无权：此“春秋”今昔之不得不同者也。嗟乎！鲁至定、哀日以微弱，不及晋、楚远甚，而万世以后，“春秋”一书与天地相终始；今之为鲁，避地江东，不及闽域、并不及潞藩，而“春秋”所载人物散布，震动江干、声驰海外，捐弃踵顶、化为星辰，是岂人事所能料哉？
岁在己酉，起从侍敬修堂中。属起校葺是书，因参求书法之偏旁点画，以存正韵；稽验岁差置闰之舛合，以遵正朔；谨考人物之名里，以志职官；博辨当时之诗歌文传，以正人心。至于笔削是非，出乎作者之独鉴，不赞一辞。此又“春秋”今昔之所同、不敢或异者也。谨附书简末，以俟后之读是书者得其指归焉。
檇李门人仲方沈起（墨庵。法名铭起）百拜序。